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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1968年上海的下乡上山考察小分队(5)  

2018-01-22 09:41:54|  分类: 专题探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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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968年7月初的悄然终止

当年6月18日“下乡上山勘察小分队”出发后,除了文汇报19日的新闻、22日的座谈发言纪要之外,现在还没有从正式报纸和群众组织报纸上看到有跟踪报道,因而找不到第二次考察留下的痕迹。要不是当年的当事人保存和捐献有关的资料,不仅无从得知第二次考察有些什么成果,更难以探究原计划中的知青农场何以半途而废的原因了。当年赴江西余干勘察小分队的负责人之一毛大德先生保存着当时的日记和信件等资料,留下了重要时间节点上重要活动的记录。

据日记记载,1968年6月23日,他从勘察工作现场赶到余干县城,向马天水汇报工作。从傍晚7点到晚上10点,长谈3小时。第二天(24日)马到余干县的康山垦殖场去了一天,晚上回到余干县城后,与小分队负责人一起和江西省革委会常委、余干县革委会主任及副主任等,商量康山垦殖场等事情。上述没有公开报道的活动是值得回味的,因为它发生在小分队于6月18日离沪出发后不到一星期的时候,就有市革委会领导成员循迹而至,不能不说上海方面的心情是相当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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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有一封信显得别样的重要。就在6月23~24日马天水余干之行的一个星期后,小分队另一负责人马兴学又回沪汇报小分队的工作情况,7月3日凌晨到达上海,上午就到市革委会汇报,中午受到马天水接见,下午把有关情况发电报告诉在江西余干的小分队其他三位负责人,后又写信作了补充说明。这封写于7月3日的信里说到,在与马天水的交谈中,马天水比较了康山垦殖场、太官湖、黄盖湖等处的办场条件,“最后强调说,无论我们办也好,不办也好,设备机器一定要大力支持的。马老说这些情况没有必要让其他人(小分队成员、当地干部群众)知道,在那里也讲不清楚,所以这封信你们三人看后保密一下。调查好了就回来,不要肯定办场或否定办场。本来我们对大家说,上海办场办定了,现应用适当语言来表达,留个余地。    今天下午我们打了份电报给你们,许多话不适宜讲,所以写封信来补充说明一下。……你们收到电报后,掌握思想动态,加强思想工作,防止其他事发生。”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细节。它说明,最迟在7月3日之前,上海市革委会就已经决定不到江西等地建立知青农场了。换句话说,除了小分队负责人这少数几个人之外,小分队的绝大多数人在7月10日左右返回上海的时候还蒙在鼓里,这就注定了第二次考察结束后不可能像第一次那样举行千人集会风风光光地“谢幕”了。如今虽然不知道其中的内幕何时揭开,但还是有迹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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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信件中说到当时上海的形势:“上海正掀起一股向北京学习的热潮,大学北京,大赶先进,大找差距,大鼓干劲,热火朝天。”此处的“大学北京”是又一个不能忽视的历史细节。

当年的大学北京,在新编地方志等资料上未见记载。但是,当年6月30日报纸上发表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大学北京、大赶先进、夺取革命生产新胜利的决定(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扩大会议通过)》。在此之前,6月28日上海的“三报一刊”(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支部生活)就联名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北京,上海向您学习》。上海的“工总司”甚至早于市革委会,在28日就已经作出《向首都工人阶级学习 夺取革命生产新胜利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

之后,7月1日《上海红卫战报》忠15号在第1版发表社论《向北京工人阶级和红卫兵战友学习!》,它的特点是凸显了红卫兵的地位,工人阶级与红卫兵比肩而立,又强调了要“更加轰轰烈烈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大张旗鼓地宣传四个面向,声势浩大地下乡上山!”

与此同时,还转载了两篇关于北京中学生下乡上山情况的通讯。一是《首都又有大批中学毕业生下乡上山》,源自北京日报的报道,其关键之处是北京在6月11日召开欢送大会后,已有5600多名中学生到达黑龙江。当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况下,上海提出“大学北京,比学赶帮”的口号,极有可能意味着是红墙内的高层最终叫停了上海的思路,否则难以解释一直以“一月革命发源地”而自豪不已的上海会“放下身段”大学北京。

二是《北京的红卫兵 草原上的新牧民》,作者为“新华社记者”,说的是北京有10名中学毕业生在1967年10月9日奔赴内蒙古草原安家落户。这样的报道就直奔“跨省插队”这个重大主题了。原文是6月20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此时正是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的旨在到外地筹办上海知青农场的“下乡上山勘察小分队”刚于18日出发之际。然而,一个多星期之后,28日上海开始“大学北京”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上海红卫战报》转发这篇通讯,就不是偶然的巧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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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是7月2日的全市大会。如今在上海青年志、《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党史大事记》等书中均说,7月2日下午市革委会在东方红体育场(即虹口体育场)召开了全市毕业生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但是在收藏网站上看到,当年7月3日的文汇报与解放日报报道了那次大会,其措辞不像上述地方志、大事记那么中性。文汇报的报道是,“本市六六届高初中毕业生集会誓师: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干革命  以下乡上山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把美好的青春贡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解放日报的报道是,“遵循毛主席教导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掀起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比学赶帮热潮  本市一九六六届高初中毕业生隆重集会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决心”。简言之,当年不仅仅是充满革命激情的“誓师”“献忠”,还要“大学北京,比学赶帮”,掀起下乡上山的热潮。弦外之音是上海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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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当年上海正是以“大学北京”为契机,召开全市六六届中学生的誓师大会,绝口不提十多天前出发“为广大青年打前站”而且尚未“凯旋而归”的“勘察小分队”,悄悄地终结了4月份开始的到外地筹办知青农场的计划。

回首反顾那段过程是很有意思的。从当年正式报纸的报道得知,6月18日出发的“勘察小分队”有九支;目前搜集到的资料表明,到江西的小分队至少有五支:余干、资溪石峡、资溪马头山、新干、新余,其中前三支还有留存至今的考察报告等文字材料。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年的两次考察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按照基建程序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一步步推进着。有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的现场勘察,就是要对项目的“上或不上”在技术、经济等角度作出评估,供决策部门作出决定。而马天水这样级别的人物直接参与其中,则反映了市革委会对此事的重视程度。但是,在勘察小分队还没有完成既定工作的情况下就决定不办农场了,这就不是正常的基建程序中讨论“上或不上”得出的评估结论,而是说明,当年6月23~24日马天水余干之行以后、7月3日马天水谈话之前的这几天中,甚或在6月28日“三报一刊”开始“大学北京”之前,就在高层次里作出了重大的决策。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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