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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事机构名称的演变(续完)  

2017-10-06 06:27: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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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报》2017年第3期发表了我的这篇文章,5200字。分两次发到博客和微信。这是后半部分。】


二、体现时代特征的“乡办”

《慰问团》引用《中共上海历史实录》说,1968年6月15日,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做好中学毕业生下乡上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动员工作的通知》。各区、县和街道镇也先后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和知青工作组。(《中共上海历史实录》,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版,第473页)这是否意味着从1968年6月后街道层面也很快有了“知青办”这样的机构呢?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笔者于1975年9月病退回沪后,在街道里弄“义务劳动”了两年多,曾留下了这样的记忆:街道“知青办”并不是与区“知青办”同时建立的上下对口的机构,而是在“一片红”政策出台后出现的。准确地说,街道“知青办”是从街道“乡办”演变过来的。这是因为当时各个中学都留下一些不肯下乡、滞留在家的毕业生,六八届、六九届“一片红”之后,这样的毕业生有增无减,成为各校毕业分配工作的大包袱(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持续发展,这类学生始终无法根除,慢慢形成了专有名词“历届余留生”,简称“余留生”或“历届生”),以至影响后继工作的正常运作;再加上普通教育系统中已经形成了中小学与地区街道挂钩办学的“新模式”(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发起“农村中小学如何办”的讨论,尔后衍生出“城市中小学如何办”的问题,最终导致把城市中小学下放到街道管理),于是就产生了把“历届余留生”从学校转到街道里弄“继续动员”的做法,也就有了街道“乡办”的应运而生。在笔者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尚未见到完整的文字资料来描述街道“乡办”的沿革过程,但也还是有一些史料“碎片”可以用来佐证的。

笔者有两份由江西新干县档案局提供的扫描件(见图6),其中一份是1973年5月由上海卢湾区吉安街道发出的便函,落款是“街道下乡上山指挥部”;另一份是同一时期由上海卢湾区“乡办”发出的函件,区“乡办”的大印是“下乡上山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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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有关“乡办”名称沿革的材料

这就表明,街道层次上负责“继续动员”上山下乡的办事机构不是从一开始就统一称为“知青办”的,与上级办事机构一样,它的名称也有个演变的过程,绝非在某一时刻就一锤定音,并且一成不变的,而一段时间内“街道下乡上山指挥部”这样的称呼更能凸显出当时特有的时代特征。

 

三、上下统一的“知青办”

《慰问团》在上述引用之后说,“上海各级知青办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各自管辖区域内青年到农村,完成交接后,知青事宜就转由上海知青分配地区的知青办负责”。其实不然。虽然上文说的都是“知青输出地”上海的一些情况,实际上诸多“知青接收地”的管理部门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没有“知青办”之类的统一名称的。

以笔者当年插队的江西新干县为例。1969年4月,笔者到新干县城办事、就医,需要在县城过夜,就按规定到县革委会联系住宿事宜,下乡五个月第一次知道插队知青由“安置办”管理。此事在笔者的知青日记中有记录,数十年来记忆深刻难以忘怀。因为在此之前只知道新安江水电站等水利工程中有安置移民这样的说法,新干县也确实接受过来自浙江的移民,但是从未想到自己也会走进写着“安置办”名称的办公室,不禁愕然:“我们是被安置的移民?与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无关?!”……当年的这种现象至少说明存在这样的事实:到1969年4月还没有把“文革”之前就有的“安置办”招牌换成新的名称,这就反映出当年尽管高层强化了上山下乡的政治含义,但是更多的地方还是把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按照先前的移民来安置。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带有一定的突然性。

总之,各地城乡绝不是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地在1968年就使用“乡办”、“知青办”这类名称的,就是江西省也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最初是沿用“安置办”的旧名称,后来把下乡知青与下放干部放在一起管理,统称为“五七大军”,县和公社都有“五七办公室”,生产大队则是“五七大军领导小组”。

无论是知青输出地还是知青接收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管理知青的办事机构其名称是“五花八门”的。从一个角度表明,一哄而起的上山下乡运动狂潮,并没有“顶层设计”,没有全面、系统、完整的实施方案,没有“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可供操作的规程。直到1972年底,知青家长李庆霖“告御状”惊动了最高领袖,才有了1973年7月的首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对上山下乡政策作了调整,提出了解决知青问题的若干政策措施。也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对管理知青的办事机构统一了名称。1974年元旦,国务院正式组成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务院“知青办”。28个省市自治区也成立了对应的办事机构,虽然没有完全彻底统一的全名,但是都少不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办公室”这几个“关键词”,差异在于前缀是省委还是省革委会,后缀中有无“领导小组”或“工作”等字眼。(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有28个省市自治区的“知青办”的全称一览)从此以后,区县乃至街道、公社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事机构也都易名为“知青办”。由于“乡办”这一称呼更为简洁,所以民间继续使用它,正式场合则都使用“知青办”。

 

表1 “文革”时期上海地区知青上山下乡办事机构名称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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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1973年以后形成统一的“知青办”系统,但并不等于它只管知青上山下乡工作而不过问中学生毕业分配全局中的其他去向,所以当时并没有一个并行的专门全面负责毕业分配的办事机构。虽然“12·22”最新指示以后的极端化做法逐步有所遏制(上海从七〇届开始恢复“四个面向”),但是毕业分配工作的难度有增无减,愈加少不了有一个集中权力的政府部门,并且仍然要高举上山下乡的大旗,因为它已经被确定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重大措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负责中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办事机构,在名称中还是保持着上山下乡的字眼。 

以上有关“文革”时期知青上山下乡办事机构名称的考释,表面上看是“小题大做”,其实并不尽然。前述《慰问团》一文的开头部分,不足一千字的三小段引用,论据都是来自新编地方志或大事记之类的二手资料,这样的立论依据本身就存在着一种“隐患”。因为新编地方志或大事记不仅是对原始史料进行了人为加工,难免出现囿于主观原因而偏离客观历史的差错;而且限于该类资料的体例和篇幅,不得不施行大幅度的“浓缩”,省略了许多“细枝末节”。正是在一些“细枝末节”中往往会“躲藏”着一些不可小觑的关键细节。十余年间上山下乡办事机构名称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对应着上山下乡政策的调整与变动。名称确是小题目,内涵则是大文章。二者是“名与实”的关系,缺一不可,研究者对此不应小觑。

 

参考文献:

[1]林升宝.上海知青学习慰问团的产生与演变的历史轨迹[J].青年学报,2016(4)

[2]李开亚.上海人民政府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3]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The Titles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s to the Countryside Movement”that Involved Shanghai Educated Youth

Wang Zongren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titles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Movement ( UMDCM) ”have had three names: the first was the graduates' work group or the graduates' work committee; the second was the UMDCM office; and the third was the leading group or workshop of the UMDCM. In the past ten years,the title changes,to a certain extent,were associated with policy adjustments. The name is a small topic,but the significance is worth discuss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lations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by researchers.

Key word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ducated youth;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movement; agencies; change

 

① [作者简介]王宗仁,男,中石化上海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大学本科,曾在江西插队落户,退休后从事知青史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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