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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事机构名称的演变  

2017-10-04 08:21: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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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报》2017年第3期发表了我的这篇文章,5200字。分两次发到博客和微信。这是前半部分。】


[摘要]“文革”时期知青上山下乡办事机构名称经历了毕业生工作组或毕业生工作委员会、上山下乡或下乡上山办公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或工作办公室的演变,十余年间上山下乡办事机构名称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对应着上山下乡政策的调整与变动。名称确是小题目,内涵则是大文章。二者是“名与实”的关系,缺一不可,研究者对此不应小觑。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机构;变化

[中图分类号]D4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7947(2017)03-108-05

 

在《青年学报》2016年第4期上读到一位年轻学者发表的《上海知青学习慰问团的产生与演变的历史轨迹》(以下简称《慰问团》),对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运动中上海地区的“学习慰问团”产生、演变及终结作了专题论述,这是上山下乡历史研究中难得一见的内容,值得一读。笔者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当年与“学习慰问团”有所接触,但是对它的来龙去脉不甚了了,如今能够对此有所知晓,十分感谢后生可畏的年轻学者的辛勤工作。面对这样一篇学术论文,笔者觉得其中对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情况存在一些误读误解,似有可商榷之处,借此也把近年来自己收集的一些资料和若干一得之见,整理出来,供研究者们参考。本文集中讨论上山下乡运动中有关的工作办事机构名称的变化以及它与上山下乡运动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短暂的“毕工组”

《慰问团》一文一开头就有这样的说法:1968年6月11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市革委会”)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以下简称“市乡办”),办理以中学毕业生为主体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外地、市郊农村、农场务农事宜,开始大规模动员知青上山下乡。这条信息来自《上海通志》(上海通志编撰委员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299页)。对此说法,笔者觉得并不严谨,有悖于历史的真实情况。因为按照这个说法,上海在1968年6月就开始大规模动员上山下乡,其标志之一就是市革委会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市乡办)。实际上其中的基本事实值得深入查考。根据《上海人民政府志》提供的信息,1967年2月成立的上海市革委会,到1967年底有28个机构,其中有毕业生工作委员会;1968年撤销毕业生工作委员会,1969年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可见,1968年6月份的那个办事机构应当是“毕业生工作委员会(毕工委)”。另外,“乡办”“知青办”等等名称是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而变化的,并不是一个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名称。

上海在1968年6月开始六六届中学生的毕业分配,各个基层学校革委会都有“毕工组”(全称“毕业分配工作组”或类似的名称),相应地有上级机构——区革委会“毕工组”,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且有据为证。(见图1和图2)图1显示的是上海市静安区毕业生工作组在1968年8月签发的上山下乡批准通知书,是签发给自发赴赣插队的静安区中学生的。签发者并不叫“乡办”或“知青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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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静安区“毕工组”签发的上山下乡批准通知书

图2显示的是川沙县革委会毕业生工作委员会签发给同一批自发赴赣插队的川沙县中学生的。这份“录取通知”与上述静安区“批准通知书”在格式上迥然相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签发者也不叫“乡办”或“知青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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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川沙县革委会“毕工委”签发的“录取通知”

1968年11月,笔者“自愿报名”参加全市首批千人跨省插队,收到的是上海全市统一印制、分区签发的“通知书”,落款上海市卢湾区革命委员会毕工组,同样没有“乡办”或“知青办”这样的字眼。(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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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卢湾区革委会毕工组签发的通知书

1968年7月底、8月初、11月中旬三个时间点,上海各区县上山下乡办事机构签发的通知书说明,从中学生开始分配到毛泽东1968年12月22日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前,上海地区在上山下乡的具体操作方面经过了起步、摸索、磨合阶段,从最初的各区“自行其是”逐步走向统一。不过,这一阶段的区县上山下乡办事机构仍以革委会“毕工组”为“主流”,而没有采用“乡办”或“知青办”这样名称,反映了其工作重点还没有完全纳入上山下乡轨道,依旧在执行毕业生分配的“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政策,尚未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动员工作。

笔者认为,1968年6月上海市革委会建立分管中学生工作分配的办事机构,其意义在于它是对“文革”前做法的重大改变,即,城市普通中学生无论务工或务农、留城或下乡,都必须服从政府制定的计划,执行政府制定的方案,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它开始了由政府全面包揽就业的格局,是计划经济走向极端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这种“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过程,尤其是毛泽东“12·22”最新指示发出之前,上海的六六届、六七届中学生的毕业分配还没有与上山下乡画上等号。尽管此时毕业分配方案中已经有“市农”(到市郊务农)“外农”(到外地务农),但其比例在一半左右(有待查证),远非后来极端化的“一片红”(把上山下乡作为中学毕业生的唯一出路)。总之,上述资料都表明,当时上海区县革委会都没有叫做“乡办”或“知青办”的办事机构,,区县分管中学生上山下乡的办事机构主要是“毕工组”。

那么“毕工组”究竟何时更名,笔者尚未看到具体的资料,但有不少旁证材料表明,极有可能发生在毛泽东“12·22”最新指示发出之后。

其一,上海市档案局收藏的档号B228-1-32-1“一九六六—一九六八届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情况表”是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编制的。由于上海的六八届中学生在1969年春天结束分配,所以估计那份表格是在1969年上半年编制完成的,由此推断“毕工组”更名为“乡办”不会迟于1969年上半年。

其二,从“7788”收藏网站上有一份1969年3月的上山下乡“通知书”,落款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见图4)。资料来源:http://www.997788.com/pr/detail_639_235223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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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上海市革委会下乡上山办公室印制的通知书

其三,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有一本《下乡上山(学习资料第二辑)》的书影,封面上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政宣组汇编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的字样(见图5)。资料来源:http://book.kongfz.com/item_pic_32059_661735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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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上海市革委会下乡上山办公室印发的学习资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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