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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有感于两位年轻学者的论文(之七)  

2017-10-22 19:01: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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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讹传讹的现象何以屡见不鲜。——题记


除了上述大规模有组织的下乡外,还有2则纪事。一是: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  徐汇区5名知青前往福建省太和县﹝应为平和县﹞插队落户;二是:一九六八年九月  14名来自徐汇区的知青,分三批前往青海省共和县插队落户。均来自《B228-1-32》。涉及的人数极少,在上山下乡运动的狂潮中连波澜不惊都谈不上,已经湮没得无人提及。

应该承认,《B228-1-32-1》的数据是不完全的,表现在它只限于城市户口的中学生上山下乡的人数并以1969年5月底为限,但是在上山下乡的去向上是准确的,12·22之前上海地区已经出发的知识青年只限于前往市郊农场、黑龙江、江西、云南。在这层面上,除了云南以外,《纪事录》差不多全盘采纳了《B228-1-32-1》的数据信息。但是,在省市级以下的情况方面,《纪事录》又收录了许多无从求证确认的纪事,来源都是新编地方志。这就给12·22之前的上山下乡造成了很多假象。上文已逐一解读。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大规模接收了上海知识青年的,还有安徽、贵州、吉林、内蒙古四个省区,但都是1969年才开始有的事情,然而,在《纪事录》中都被前挪到1968年,其来源均为新编县志,于是以讹传讹,《慰问团》一文也就屡屡中招。

 

(6)到吉林的人数等情况,有2则纪事。

《安图县志》:一九六八年十月  上海知青3300名到吉林省安图县插队落户。《慰问团》一文把这一条也作为例证了。从时间之早、人数之多来看,确实是可以作为过硬的证据了,但是在众多“过来人”的心目中绝对是不可能的事。《B228-1-32-1》“66—68届赴吉林省插队落户  69年3月1日—5月10日”中有延边自治州的安图县3131人。

《梨树县志》: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下旬  吉林省梨树县开始接收上海知青。即使这条纪事中“开始接收”这样的描述比较“低调”,但还是“日期前挪”的一例。在《B228-1-32-1》“66—68届赴吉林省插队落户  69年3月1日—5月10日”有四平专区的黎树﹝应为梨树﹞的3415人。

 

(7)到内蒙古的人数等情况,有5则纪事。

《四王子旗志》:一九六八年八月  首批上海知青到内蒙古四王子旗插队落户。

《察哈尔右翼前旗志》:一九六八年八月  上海、天津及当地共958名知青,到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农村插队落户。

《卓资县志》:一九六八年八月  上海知青来到内蒙古卓资县插队落户。

《土默特右旗志》:一九六八年九月九日  首批上海知青到内蒙古土默特右旗插队落户。

《和林格尔县志》:一九六八年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安置上海、天津、呼和浩特市和当地知青2000多人。

上述5个县旗在《B228-1-32-1》“66—68届去内蒙插队落户  69年3月21日—5月24日”中均有记载,人数分别是269、435、67、22、74人。《慰问团》一文中把察哈尔右翼前旗、土默特右旗两旗作为例证,其实5处都是“日期前挪”的结果。

 

(8)到安徽的人数等情况,有6则纪事。

《枞阳县志》: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五日  安徽省枞阳县共接收上海、合肥、安庆等城镇知识青年1400余名。

《怀远县志》: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首批上海知青到安徽省怀远县农村插队落户。

《濉溪县志》: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本市800名知青到安徽省濉溪县农村插队落户。

《东至县志》:一九六八年冬  上海等地部分毕业生分配至安徽省东至县插队落户。

《定远县志》:一九六八年冬  上海等地3000名知青到安徽省定远县农村插队落户。

《蒙城县志》:一九六八年冬  第一批上海知青数百人到安徽省蒙城县农村插队落户。

不难发现,上述县志几乎无一不是在人数上含糊其辞“数百人”“上海等地”……,即使有的日期精确到日,也从未耳闻确有其事。在《B228-1-32-1》“66—68届去安徽省插队落户  1969年1月—2月”有宿县专区的怀远县628人、濉溪县1000人,池州专区的东至县576人,除县﹝应为滁县﹞专区的定远县74人,阜阳专区的蒙城县807人,但是找不到枞阳县的信息。恰恰就是这个枞阳县被《慰问团》一文选做12·22之前上山下乡蔚然成风的例证之一。难道是《慰问团》作者掌握了更多的真凭实据?

 

(9)到贵州的人数等情况,有1则纪事。《荔波县志》: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贵州省荔波县革委会批转《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开始接收各地知青,其中先后安置上海知青252名。这条纪事是值得关注的。县志中的表述说明,当年有县革委会给下级发出了接收知青的文件,但是那个日期仅仅是发文的日子,不能理解为上海知青就从那天开始到贵州荔波插队了。在《B228-1-32-1》“66—68届赴贵州省插队落户  69年3月17日—4月20日”中,有都匀专区的荔波县257人的信息,说明上海知青实际出发日期远远晚于县革委会发文的日子。上述这一不多见的事例很可能具有代表性,似乎可以导出新方志里为什么屡屡出现“日期前挪”现象。

曾经有一个插友告诉我,她在九十年代进入县档案局后发现,一些公社在插队知青大返城之后就把有关档案资料处理掉了,理由是“知青都回去了,留着还有什么用,白占地方啊”。这使我脑洞大开。九十年代以前,档案系统的管理远未正规化、规范化,尤其在老少边穷地区。因此,档案资料很难保证都是完整的。九十年代以后要求各地编写地方志的时候,一方面是自上而下地要求有上山下乡的章节,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地失却了有关的原始档案,或者很不齐全。面对这种“先天不足”即无米之炊、少米之炊的囧况,或者作模糊化处理(如1968年秋、1968年冬乃至1968年),或者把当年同意接收或下令接收知青的日子当做当地开始接收或知青到达当地的日子,所以,知青接收地的地方志中会“日期前挪”而不是相反。

解读53则纪事之后的感慨: 

试图依靠原始资料来复原历史原貌,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充其量只能是逼近历史真相,因为某一工作某一事件积累的原始资料,通常是起始阶段的文件、执行过程中阶段性的文件、结束阶段的文件,而不会是该事件从头到尾、事无巨细的“全息”留存,纵然有严格的档案管理制度,在归档过程中还是少不了有意无意的差错,给后人留下缺憾。

方志是一种重要的资料,近些年有人把它说成是“提供了最客观、最直接、最真实、也最原始的史料”,实属言过其实的夸夸其谈,抑或无知者的无畏(无谓)之说。殊不知,方志是“别人嚼过的馍馍”,在把原始资料加工成为方志的过程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所以在使用方志的时候,应该去伪存真、去芜存菁。把方志看做深入挖掘原始资料的向导与参考,透过方志了解编制方志的时候有哪些“基本原料”。不能对方志盲从迷信,人云亦云,对其中重要的关键之处,尤其需要追索、考查其来源。否则,以讹传讹也就不奇怪了,现在则是屡见不鲜,就值得深思反省了。

我想起了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我们面对历史,如果要研究它,就需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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