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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两位年轻学者的论文(之三)  

2017-10-12 10:11:3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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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局限性但仍有其历史价值。——题记

《B228-1-32-1》的表五~表十二提供了12·22~1969年5月期间上海地区上山下乡的情况。

表五显示,1969年3月9日—5月25日期间,上海10个区6401人,到黑龙江黑河地区的6个县插队。

表六显示,1969年3月3日—30日期间,上海10个区10080人,前往黑龙江省10个军管农场。

表七显示,1969年3月21日—5月24日期间,上海10个区和半工半读学生2139人,到内蒙古4个盟的20个县旗插队。

表八显示,1969年3月1日—5月10日期间,上海10个区23227人,到吉林省2个专区(州)的8个县插队。

表九显示,1969年3月1日—5月20日期间,上海10个区9519人,到云南省9个专区(州)的36个县插队。

表十显示,1969年3月17日—4月20日期间,上海10个区10205人,到贵州省5个专区的27个县插队。

表十一显示,1969年3月1日—4月1日期间,上海10个区和半工半读学生31098人,到江西省6个专区的52个县插队。

表十二显示,1969年1月—2月期间,上海10个区20363人,到安徽省5个专区的38个县插队。

合计为113032人,前往7个省区:黑龙江、内蒙古、吉林、云南、贵州、江西、安徽。特点是:12·22以后,上海地区的上山下乡全部是跨省下乡,绝大部分是插队(占91以上)。

我想起了自己的知青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1969. 1. 1 星期三 阴有雪  ……从来信中知道,毛主席12-21最新指示发表后,上海掀起了上山下乡新高潮,68届全体毕业生将百分之百插队落户”。当年我们在江西山村得到的消息,与现在看到的档案资料的记载是基本吻合的。这种几乎百分之百的跨省插队,似乎显示出上海在12·22之后急遽走向了“上山下乡一片红”甚至“插队落户一片红”的极端。从下述列表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12·22之前与12·22之后的情况可谓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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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对《B228-1-32-1》的解读,大大增加了对12·22前后上海地区上山下乡情况的量化的了解,但是,仍有不解之谜。即,它与新方志的说法相差甚远。新方志里有这样三种说法:

 

12·22以前

12·22以后

上海通志

19661967两届44.5万人,动员下乡的9万多

19681969两届46万人,以及前两届待分配的,全部下乡

上海劳动志

1968年有22万人下乡

19681969两届,加上前两届余留的共50.7万人下乡

上海青年志

两届中学毕业生共44.5万人,经动员下乡的有22万余人

6869两届(共46万人)和前两届(即6667两届)余留下来的全部动员下乡(共50.7万人)

在12·22之前的下乡人数上,三种新方志的说法之间有成倍的差距,从9万多到22万;而《B228-1-32-1》是70268人,与“上海通志”说的9万多比较接近,与“上海劳动志”“上海青年志”说的22万相比是3倍的差距。在12·22以后的下乡人数上,三种新方志的说法基本一致,50余万人;而《B228-1-32-1》只有11.3万人,几乎是5倍的差距。现在无从得知,新方志的编撰者是采用了哪些原始资料。只有看到了那些原始资料才能对上述偌大的的差距作出分析与判断。

 

回过头去再对《B228-1-32-1》作深入研读,颇有温故知新之感。

首先,尽管12份表格的数据之间吻合得相当完美,但总觉得它可能是某份总结报告的数据附件。一般来说,由12份表格组成的庞大数据群之外,应该还有相关的文字说明,从而构成一份完整的报告。

其次,细看12份表格,又有“新发现”:12·22之前的统计数字涵盖了10个区10个县,还有高教局、半工半读、其他等三项。而12·22之后的统计数字,都只涉及10个区(仅到内蒙插队和到江西插队这2份表格在10个区之外还列有“半工半读”),与10个县毫不相干。显然,12·22以后的统计范围缩小了,不再包括郊县城镇户口中学生上山下乡的人数。进而发现,《B228-1-32-1》的统计数字中没有单列投亲下乡的人数,也没有农业户口的中学生回乡务农或下乡务农的人数。对此有一个具体的事例为证。《B228-1-32-1》中的表三显示,1968年8月11日出发到江西井冈山拿山公社小通大队插队落户的是45人。实际上是51人。据当事人在新浪博客上发表的回忆录《小通知青集体插队落户之路》说,“安置费每人230元,主要用于农具和初年生活费。明明批准了51个人集体插队落户,却按45个人拨给,理由是农村户口转农村户口没有安置费。这些问题都在集体户内解决了。”(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1a1e6401017q92.html)这表明当年对下乡前的户口性质是十分重视的,但又不可能显示在当年留下来的原始资料上。这种由城乡二元化结构派生出来的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统计口径、统计结果的不一致,在解读历史资料的时候千万不能忽视。

再次,从各个分表中的“出发日期”来看,最迟是1969年5月25日。由此推知六八届的分配结束于5月底。但这不等于说已经百分之百地实现了“一片红”,而是尚有不少滞留在家的学生(包括六六届、六七届被列入“上农”“外农”档次而未下乡的)被转到街道里弄,继续接受被动员。这些人一直属于动员的范围,因而在随后十年的上山下乡工作中有“历届余留生”的称谓。这些人即使后来下乡了,但也不属于中学系统统计、汇集的应届生实际出发人数,而是归入地区街道系统的上山下乡工作的业绩。因此,《B228-1-32-1》中的数据在统计时间上是有明显的限制范围的。

 

综上所述,档案等原始资料并不是完整的“全息摄影”,它们往往是在某项工作过程中形成的若干次阶段性记录,这就从客观上决定了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局限性。当年形成的小结、总结一类的文件,更受到大环境的制约,也不可能为后人提前设置“预说明”,只可能演绎出原始资料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但是,不能因为这种局限性就否定它的重要性而弃之不顾。如实地指出它存在局限性等现象,正是为了正确解读原始资料、准确运用原始资料。原始资料永远是研究历史时不可须臾或缺的基础。如果以存在局限性为由,用新方志等二手资料取代原始资料,则是适得其反的南辕北辙。新方志是时过境迁之后由非当事的后来人对原始资料进行浓缩而成的,必定是掺入了后来人的主观认识而成为一家之言,切不可以为它已经还原了历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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