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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平常心回忆无常事

 
 
 

日志

 
 

尾声(4)  

2017-09-06 20:19:1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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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1977年3月14日参加区乡办召开的会议的记录,关于七六届中学生毕业分配的“做法”。)

二、做法

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坚持政治挂帅,充分做好学生、家长政治思想工作。

1、狠批“三搞一篡”这一要害。

2、联系毕配工作,狠批“自己消化论”破坏教育革命,扩大法权,大力宣传上山下乡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行回忆对比、革命传统、前途理想教育,在提高思想境界的基础上,掀起上山下乡报名高潮。

3月下旬开始花30~40天对学生、家长进行教育。搞清以下几点:

1、上山下乡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不能丝毫动摇。

2、这几年毕配工作中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因为有两个基本因素:①毛主席的号召深入人心,有毛主席的号召、周总理的精心培育、华主席的积极支持。②上海工人阶级、干部、知识分子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按毛主席指示办的。

3、马徐王篡权,推行极右路线,也干扰、破坏了上山下乡和毕配工作。

从以下几方面来批:

抓“三搞一篡”的要害。破坏革命、生产、国民经济,使上山下乡中一些问题无法解决,反过来又影响到动员。

1、批“自己消化论”。张 春 桥73年4月在周总理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一谬论,当场遭到周总理驳斥。马徐王推销这一谬论,算账、吹风,压低上山下乡人数,破坏国家计划,70届50%,到75届为26%。

2、批“闹而优则仕”。诱使青年争名夺利,破坏教育革命,煽动无政府主义。有人认为“读书无用”与按兄姐去向分配有关系,这不正确,两者有影响,但“无用论”是四人帮篡党夺权,账要算在四人帮头上。客观上存在三大差别,所以只能“兼顾”。

3、批“扩大法权”。张 春 桥将两个女儿塞到部队,以后又进工厂、大学。黄涛应下乡的儿子被王洪文、马天水插手塞到外语培训班。

【解读】那次会上再三强调了开展革命大批判,无非是“唯上”的“划线、站队、贴标签”。实际上有不少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上海地区的上山下乡从七〇届的50%,到七五届的26%,这五届毕业生有四个“届差”(上海地区没有七一届),平均一个“届差”降低六个百分点。照此速度,到1980年真的可以降至零了,看来“自己消化论”伴有量变的概念,而不是固执于“按正常情况下,40~50%上山下乡”(见上文中的“方案”)。这不禁使人疑惑:假如“四人帮”没有垮台,是不是上海的中学生就会有希望“领先一步”摆脱上山下乡的厄运苦海呢?实际上,这种设想是过于简单和乐观了。五十年代开始的下乡上山到六十年代前期就出现了“插队之争”。最明显的表现是前面已经提到的上海在1963年三千中学生插队郊县的草草告终,之后有1964~1966年十万社会青年加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恰恰是这一时期又出台了下乡上山以插队为主的中央决策。这就说明,尽管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具体思路还是有所不同。及至“文革”内乱,面对几百万中学生滞留校园的困境,中央安置办提出“大批、跨省、插队”的方针,其实质是“文革”前思路的延续,但是上海地区持续另一套思路,最早是想成立“上海生产建设兵团”(不迟于1967年11月),尔后是想在江西等地办飞地式的知青农场(1968年4~7月),彳亍了一年才走出了跨省插队的第一步(1968年11月)。这反映了“实际工作者”与“理论工作者”的思路差异。前者是以“全国一盘棋、端平一碗水”为前提全面施行计划经济,后者是根据上海的需要并且奉行“限制法权”的理论,公有制的程度越高越好,从而排斥到公社生产队插队的做法。二者并没有根本的区别,看上去好像是针锋相对,实际上都是膜拜计划经济,并且把它推到极端。

至于当时对持续多年的“按兄姐去向分配”亦即“对号入座”式的毕业分配方法导致“读书无用论”泛滥,众人议论纷纷,那次会上的解释实在是不得要领。而那些中高级干部的子女逃避下乡早已不新鲜,张 春 桥是中央的常委,黄涛则是上海的常委,路人皆知,尽管众怒难平,也无良策。而那个“外语培训班”究竟帮了多少人的忙,至今还是不解之谜,因为当今高层中还有从那个班里出来的人。

 

市里提出的原则:

除30号文件规定的四种人(中国籍外人、病残、独生子女、身边无子女),首先兼顾只有子女下乡(包括上农)和多子女去外农仍在务农的,以利于巩固跨省下乡青年。其次,经群众讨论同意有实际困难的。

技校:本人报名,教师推荐,组织批准,质量要求比往年高。不管档子。政治思想好,可以继续学习文化技术知识。

全民、集体,包括郊县、小三线,强调服从分配。

【解读】据《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记载,1973年7月国务院决定全国中专、技校恢复招生,其中明确了可以从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招生。这显然是对“七·二一指示”的“修正”。即使是在“除四害”之后的早期,继续强调读书必须是“政治思想好”,也是很自然的。

 

严佑民:对流飞﹝流氓阿飞﹞严重的暂不分配,就是不分配,放到街道里委,要把里委办成大庆式里委。掌握政策,1%左右。

政治表现要向接收单位如实反映。关于写评语,田位东讲:要掌握下述原则:抓主流,重大节,看发展,一分为二,实事求是,抓两头……。  病残要根据政策。白痴不能生活自理者不予分配,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全部包下来。

【解读】对待“流飞”也要事先给定百分比,不由得想起五十年代开始的历次政治运动对打击对象都有百分比的要求。如此的阶级观念、斗争哲学“深入”到对中学生的管理和教育,实在不可思议!此处的严佑民时任市委书记,是“除四害”时“空降”到上海的工作组成员,此前担任公安部副部长。

以下内容是针对回沪探亲青年的,当年每逢元旦春节,必有大批下乡知青回沪探亲,成为乡办系统的重点管理对象。

 

全市21万,上农回沪20万。

卢湾区,16,417人。万体、文化广场,11个专场,(市)区3场。卢湾区电影专场2万多人次。

到3-5为止,全市回农村2万多人。

【解读】这组数据是对回沪探亲青年情况的掌控。从稍后的会议记录里还可以看到,当年3月份乡办系统的要求是三个月里把回沪探亲知青“欢送离沪”。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个群体如此关照,该作何解释?不安定因素是也!四十多年前就有此“定性”,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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