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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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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话说当年重温初衷  

2017-06-27 19:44:11|  分类: 知青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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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议知青文化兼及历史 之二

在前述发言稿的结尾处可以看到:“刘××执笔并发言,代表徐××、费××、李××、金××、我。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母校欢送大会上。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八日重抄于云庄。(赴赣已四年又五个月)”。所以,这份稿子并非原始件,而是抄写的复件。

想当年,往往是在发言之后就把发言稿认为是完成了历史使命而随手扔进垃圾箱,实在没想到执笔者刘同学把发言稿带到了江西,1973年4月向我作了展示。我在惊讶之余抄录了上述发言稿。其中的原因与目的何在?似乎可以借用现在的流行语:不忘初心,但,并不是勉励自己、坚持到底。

 

1968年11月下乡之后,一方面是心灵深处无法抹除的“别无选择、无可奈何”,另一方面保持着“原教旨”式的虔诚。这是因为自己从小学开始接受“听…话,跟…走”教育,根深蒂固,即使是经历了“文革”最初两年的劫难,随后又经历了插队四年的煎熬,虽然前景渺茫,却仍然恪守“听…话,跟…走”的教条,对前途还留有幼稚的期盼。在偏隅一方、信息闭塞的山沟里,不时接受着这样的“正面”信息:

1970年9~10月,同在一个村插队的32人“集体户”中第一次有2人幸运地成为“工人阶级一员”

1971年10月,村里团组织第一次在插队知青里发展了3名团员,其中2人是我的同校同学,徐同学是同校同班,李同学是同校不同班。

1971年12月,本大队的插队知青又有1人幸运地招工进厂

与此同时,当初震耳欲聋的的“当一个新型农民、扎根农村一辈子”,变得眼花缭乱——

1971年4月和12月,2名女知青嫁给了当地人,这就是“新型农民”?

1971年和1972年全大队先后有6名知青“自谋出路”,近则投奔本公社其他场队,远则转插吉安甚至安徽,更有直接去了南昌、武汉!这就是“扎根农村一辈子”?

 

就在此等不断升级的迷惑不解之际,发生了最让我感到震撼心灵的一件事。1971年12月首批3名知青入团,被公认为知青中的先进人物,岂料一年之后,1972年12月,三人之一的李同学也“远走高飞”了,转插安徽!集体户众多知青感到惊讶。一天晚上,包括我在内的知青一起帮李同学装运行李,其中有床架床板,大队支书认为那是生产队打制的,不能带走。知青与支书发生激烈的争执。公社驻村干部闻讯而来,认为可以带走,支书才不得已放行,但他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当然不只是为了两块床板一副床架,更多的是由于他和其他大队干部属意培养的知青先进人物远走高飞而大失所望。几天后,集体户负责人徐同学向大家公布了李同学离赣去皖的三点理由:一是那里离沪较近,又与姐姐在一起,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二是云庄知青太集中,不利于接受再教育;三是想有机会上大学。……目睹耳闻了这一切,我真是想不明白:一个新团员、一个先进人物,也不想留在云庄了,这是为什么?太有震撼力了,以至于对李同学的举动觉得难以理解。

很快就是1973年元旦春节期间,我照例回沪过年,与家人亲朋说起自己心中的郁闷,得到指点,走出迷津:自谋出路的知青已经不是一个两个了,说明这是政策允许的,有必要对同学那么“高标准、严要求”吗?那三点理由又有什么错?减轻家庭负担不好吗?想上大学不也是我的愿望吗?再说了,我自己不也是不想长期待下去吗?又为什么一味指责别人?这不是自己束缚自己吗? ……

我下乡后数年中一直被“原教旨”缠绕着,这一次终于打破了对“先进”概念的迷信,懂得了消极情绪并非是我等“落后”人物才有,不安心农村的大有人在。这番心灵震撼的结果是使天真幼稚进入“消弭期”。如果说在这以前是处在痛苦的矛盾中,徘徊在转变的大门之前;此后则开始了重大转折,告别空洞的理想,正视冷峻的现实,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在思想上产生的痛苦开始获得缓解。

 

开春以后我回到山村,刘同学拿出那份发言稿,实在是很及时,太有意思了。在经过四年多的“再教育”之后,再看当初的铮铮“誓言”,静静思索,细细品味,也是一种重温(当时还没有流行“反思”一说),一种另类的勿忘当年,别具一格的不忘初心。

此后在胡侃闲聊嬉笑怒骂之中慢慢形成了一句戏谑语,“要我扎根一辈子?一句话!”并没有针锋相对的顶撞,而是答以轻飘飘的一句话口头说说罢了,似真似假,诙谐逗趣。

两年后,1975年9月我病退返城,那薄薄的一页手抄件又被我带回了上海。可惜无法知道当年起草、发言并收存原稿的刘同学是如何处置这份发言稿的原件的,他已经在上世纪末因绝症告别人世。其他几位同学,如今有的也已去了天国,几乎无人记得自己有过那样的慷慨激昂,也没有了回忆往事的兴趣……。

 

2010年1月,我无意之中在一本1973~1974年笔记本里,看到随意夹着一张折起的纸头,打开一看,大吃一惊,竟然是那份被我淡忘了三十多年的发言稿。我把它发到网上,观众读者啧啧称奇,觉得这样的文字几乎没有可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但也有一种高调的赞扬,认为那是“充满革命理想和激情的真情实感”,“是热血青年,志在四方的真实写照!”“那个年代,那种激情,那种觉悟……现在想来,慷慨激昂,热血沸腾。那时候的年轻人还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还有理想,有志向,现在的……,不好说。” 当然,出现截然相反的观点是正常的,而且允许存在,但这不等于不存在基本的是非观念。静心想想,那发言稿里面充满自相矛盾,通篇虚假空洞,究竟有哪些真情实感?到底是何种真实写照?果真比现在的青年人有理想有志向,岂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么?

这样的“自贬”招来异议,认为那是当初的“社会主流要求”,是真心实意地随大流,无可厚非,大可不必“事后诸葛亮”……。我觉得,讥讽牙牙学语时穿开裆裤是可笑的,矢口否认自己牙牙学语时穿开裆裤更加可笑!

 

总而言之,那份发言稿见证了一个时代,不啻为值得保存的历史记录。今次重读那份发言稿,再次回眸那次“重温初衷”,感慨良多。四十多年前经历的那番变化不是刹那间的瞬变,也不是数日或数月之间的演变,而是伴随着阵痛的缓慢的嬗变。1972年12月就像一场心灵地震,1973年4月则是与初衷诀别,开始从“原教旨”式的“虔诚”中解脱出来。当初因幼稚而自大、紊乱、人云亦云……,的确是历史条件所致,但不是如今乐滋滋地自封自颁“××文化×能量”桂冠的理由。从长计议,展望未来,是否应该更多地思考:如何让类似当年的可悲无知从此少些、少些、再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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