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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1978年的知青返城政策(三)  

2017-03-08 20:02:35|  分类: 知青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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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1978年的知青返城政策(二)

说说1978年的知青返城政策(一)


上述《大事记》与《始末》两本书,由于作者是原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所以披露的多为当年中央文件、省部级文件的内容,较多地反映了当时高层、上层的说法。本着“兼听则明”的原则,我又查阅了知青史专著,主要是刘小萌撰写的《中国知青史·大潮》(以下简称《大潮》)。它的特点之一是内容大多数是省部级及以下的文件,较多地反映了下层、底层的情况。这样就正好与前述两书形成互补。它们之间存在的一些差异,对探究1978年底大规模返城风潮的起因提供了继续深入思考的空间。

 

众所周知,1976年10月“除四害”以后,很快出现了高层领导坚持既定方针、基层民众渴望拨乱反正的局面。在上山下乡问题上也不例外,一旦有关政策出现些许小变化都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

当年的“返城风”绝不是空穴来风,一定事出有因。虽然可以从大的方面来说是由于上山下乡政策早已不得人心云云,但是具体的起端何在?这是时过境迁之后研究那段历史时绕不过的坎。如今常见的说法是指1978年底到1979年初以云南为代表的“回城风潮”(如《始末》第四章),似乎不无道理,但还是没有说清楚:那场风潮为什么出现得那么突然、那么剧烈?难道就没有前兆、前因、前奏?我觉得《大潮》一书对破解这个谜团很有启发。

《大潮》在第十二章的第四节“知青政策的调整”中指出:“在大力缩小上山下乡规模的同时,国家开始多方疏通在乡知青的返城渠道。重要措施之一,放宽病、困退条件。1977年11月8日,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通知规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因病残或家庭有特殊困难,符合国家规定,需要返回市、镇家中的,经市、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审查同意,准予落户。在此以前,病、困退制度虽然行用有年,都是各地自行其是。由中央正式形成文件,还属首次。通知下达后,各地陆续放宽了知识青年病、困退条件。”在第十三章“震撼全国的返城风”的第一节“前奏”,以5千多字的篇幅汇集了相关的资料摘录,论证“1978年上半年,知青‘返城风’的前奏已在各地悄然兴起。”第一句话就说“1978年春,各地响应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相继放松了下乡知青病、困退的限制”。

这就不能不关注那个1977年11月的公安部文件。查阅《大事记》,在“一九七七年”中列有一条大事“公安部关于处理下乡知青户口问题的通知”,内容是,“1977年11月8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通知规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因病残或家庭有特殊困难、符合国家规定、需要返回市、镇家庭的,经市、县知青办公室审查同意,准予落户。”这与《大潮》的内容是一致的。到网上查到该文件全文,有关知青的也是这六十余字。

但是,在《始末》中没有提及这个文件,更没有言及它对“返城风”的影响。而《大潮》一书注意到了这一点。在第十三章第一节中有这样两段内容:

1978年春,各地响应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相继放松了下乡知青病、困退的限制。有些大城市还进一步简化了办理病、困退手续。如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办和天津市公安局向接收安置过本市知青的各省、区发出了关于商洽“病返”、“困退”简化手续函,提出今后办理本市知青“病返”、“困退”,公安机关不再签发准迁证,只凭市知青办发出的病、困退通知书即可办理有关手续。此通知下达后,立即在一些省、区的天津知青中掀起“病退返城风”。1978年5月哈尔滨市郊区插队的天津知识青年3300人,除了不在点的青年外,都填写了身体检查登记表,等待体检。其中香坊区已于4月1日体检了182人,除4人无病不能办理外,其余178人,均拟病返回津。这样集中地、成批地办理病退返城,很快在知青中引进连锁反应。该省爱辉、孙吴、逊克等县插队的上海知青也兴起病退风。如地处边疆的爱辉县,原有上海知青1800多人,在很短时间里就有500多人办了病返手续。其余的人如坐针毡,为活动“门路”大批返沪。不少青年点的食堂停办,鸡、猪卖光,无法维持正常生产。

1978年春,各地国营农场也拉开了病、困退返城风的序幕。特别是内蒙古地区国营农场管理局,“掌握病退、困退特别松”,有求必应,以致引起动员城市的不满。黑龙江国营农场给知青办病退,最初在人数上限制很严,有的连队只发六张病退表。因为这是属于没有门路的平民子女的返城之路,竞逐者自然很多。有关部门在审批过程中层层设卡,许多知青碰壁之余只好“望洋兴叹”。一些阻挠知青返城的干部因此激起民愤,有的受到意想不到的报复。

从上述资料来看,“返城风”是从1978年春天开始兴起的,各地响应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放松了对知青病退、困退的限制,在政策上对插队知青、农场知青并没有区别。也许这就为1978年底的“风潮”留下了最初的“伏笔”。

 

1978年春天后情况有变化。在《大事记》中有一条以“明确在农场的知青是国家职工”为题的大事:1978年2月12日  国务院批转《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国营农场的职工,包括按国家计划分配在农场工作的城镇知识青年、农场职工子女,都是国家职工,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

对此,《大潮》一书没有提及。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也没有见到与那个会议纪要有关的情况。但它既然同为国务院批转的文件,就不可能不对各级机构发生作用,值得深入关注。再则,它很可能是首次在中央级别的文件中把农场知青定位为国家职工,所以对它不可忽视。

 

再往后,按《大潮》的说法是“国家又陆续采取招收退休退职工人子女(简称子女顶替)、扩大。‘两招一征’名额等措施”,语焉不详。不过,《大事记》在“对退休工人子女就业实行有条件的照顾”的标题下,列出一件大事:1978年6月2日  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原则批准的《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由国务院批发给各地区、各部门选点试行。《暂行办法》规定,工人退休、退职以后,家庭生活确有困难的,或多子女下乡、子女就业少的,原则上可以招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招收的子女可以是按政策留城的知识青年,可以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可以是城镇应届中学毕业生。

如果把这个规定与前述1978年2月国务院文件的精神结合起来思考,就不难想象在知青返城方面会因插队与农场而出现“区别对待”。但是目前看到的资料中并没有在这方面立即出现高层次上的政策,而是由各地“各显神通”。

《大潮》提供的资料说,1978年下半年,黑龙江农场知青办理“病退”手续,已形成疯狂的高潮。与此同时,上海、天津、浙江、陕西等省市跨省下乡到黑龙江、陕西、内蒙古等省区的知识青年,已经在当地通过招工、招生进了厂矿企业、学校的,其中有一部分突击办理退职、退学,将户粮关系转入当地生产队,重新作为下乡知识青年,要求病退、困退回动员城市。有关的具体情况见《大潮》第725~728页。简言之,1978年下半年,既有黑龙江农场知青的“病退狂潮”,又出现了插队知青病退或困退成为返城捷径的现象。也就是说,2月份认定农场知青属于国家职工的文件精神受到抵制,而插队知青在返城方面则获得“政策倾斜”。

《大事记》则提供了1978年7月上海决定“适当放宽困退、病退条件”、8月北京决定优先解决插队知青等信息(详见本文之二http://wangzongren1952.blog.163.com/blog/static/9959590120170158757859/  )。不难发现,至少在两大直辖市之间存在政策与做法上的不一致。而国务院知青办就上山下乡方针在1978年7月20日提出的请示报告,坚持今后若干年内继续上山下乡,但主要在农场安置知青,不再搞分散插队。(详见《大事记》)这也就意味着优先解决插队问题。

至此可见,1978年春天以后,尽管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在知青问题上出台了一些政策,但没有形成协调一致的局面,出现不少抵牾之处,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冲突。因而在1978年10月底到12月召开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会议的结果不尽人意,最终加剧矛盾,引发风潮,加速了上山下乡的终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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