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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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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议知青病退困退政策的演变(续)  

2017-03-27 20:40:41|  分类: 知青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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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出台后的1973~1976年

在(1973)30号文件中有一句话是多见不怪的:“此件发到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传达到城乡广大群众和知识青年。附件发到省、市、自治区党委,望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的具体规划和实施办法下达。”在事过境迁之后再来回味其中的含义,不难发现,文件在“传达到城乡广大群众和知识青年”的正文中宣布的政策只是一般性的原则,而不是可以具体操作的细则,所以还要有附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以便据以制定本地区的具体规划和实施办法,然而这些内容对广大群众和知识青年而言是没有知情权的,普通民众只有经过许许多多的曲曲折折才勉勉强强打听到一些“小道消息”,除此之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在“广阔天地”里“扶锄望北京”“盼星星、盼月亮”“蹉跎复蹉跎”……。

我自己就有切身体会。1973年5月我在一次劳动中骨折,当地医院让我回沪治疗,上海的医生作出的结论是不宜从事重体力劳动,因此,我到上海的区乡办询问如何办理病退,但是区乡办一再表示:此事只能由出事地解决,因为下乡插队之前我是健康人。我只能在1974年2月回到插队的村子,静候解决,但是杳无音信。1974年11月下旬,公社乡办的一个干部向我透露:上海方面对知青病退政策有所松动,要我写信让我父母在上海了解有关情况。得知这个“意外消息”,父母在上海充分利用既有的人脉,打听有关情况,获知政策确实有变化。自此,我重新做起了“返城之梦”,在政策不公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经过几个月的痛苦摸索,最终在1975年9月如愿以偿,梦想成真,返回故乡上海城……。在办理病退的过程中感觉到,公社乡办、县乡办的干部是巴不得上海知青都返城,但是又不能“开诚布公”地宣布政策的变化,只能“旁敲侧击、指点迷津”。

简而言之,病退政策的变化、细化、具体化是不公开的,美其名曰“内部掌握”。当年那个文件明示,附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据此制定自己的实施办法,意味着给各地留下了变通的余地。但是,在“宁左勿右”的大环境中,那些变通的余地很难造福于民,而只会损害不知情的普通知青和群众的根本利益;又因为“内部掌握”是一种“暗箱操作”,那些政策必然蜕变为某些实权掌握者的又一个“寻租地”,上山下乡“战线”成为社会风气加剧恶化的重灾区。

 

(四)值得注意的“地区差异”

实际上,由于上山下乡政策的不得人心,原来含义上的“病退”“困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演化成普通知青的“曲线返城”,对此,原北京市知青办信访处处长徐连泉有文章透露了若干内幕情况,可谓“用足政策”,见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a4019f0100gm7r.html   北京的下乡知青是幸运的 (2009-12-09 15:16:00) 。摘录如下:

1975年春节,下乡知青回城探亲,反映了他们在农村的困难,北京市知青办把他们的困难写了专题报告。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北京市知青领导小组组长的谢静宜同意,多子女下乡家有困难和有病的知青可以办病困退回城。此前,市知青办曾组织两个调查小组进行典型调查,一个是天桥街道(龙须沟地区),工人子女下乡的多,多子女下乡的多,家庭困难大。另一个是月坛街道,这里党政机关干部多子女下乡的多,家庭老弱病人多,身边无人照顾,困难大。根据以上情况,市知青办拟订了病困退的条件:1. 三个子女以上下乡的回城一个;2. 两个子女下乡父母困难身边无人照顾的,也可回来一个;3. 独生子女下乡的,家中老弱病残等困难较大者,经调查属实,也可回城;4. 下乡几年,确实有病,经医院开俱证明,可以病退。并决定把批准病困退知青的权限,由市知青办下放到各区、县知青办办理。

当时,市知青办与公安局商定,凡区县知青办批准病、困退的下乡知青,都允许入户口。同时,市知青办对随父母去干校的青年、首钢在河北迁安县铁厂的青年和军马场的青年,算不算知青的问题,都根据不同情况加以解决。

1975年4月,由市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王磊主持,召开各市政府所属局、区、县知青办主任会议,传达了上述精神,开始办理病困退工作。

1976年初,北京市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谢静宜在一次全市群众大会上,公开点了邓小平是右倾翻案的总后台。当年,上海、黑龙江、内蒙、山西、陕西、云南等省市反映北京市“突击病困退”,是“受右倾翻案风影响”等。

截至1976年2月底,已回城的北京市病、困退青年达8万人。北京市知青领导小组于当年3月中旬召开会议,谢静宜主持。她在会上表示,市知青办把关不严,回城的人多了一些,是工作方法问题,不属于右倾回潮。但今后应按照病困退条件把关严一些。王磊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并未停止办理病、困退。

结果到1979年底,北京市到外省市下乡的病困退返城人员达到11.8万人,另有部分人被当地招工、提干、升学、当兵和随父母返城等,约有十余万人。只有少数人留在农村。本市郊区下乡青年中,除9.18万人病、困退、当兵、升学外,其余29.6万人被招工回城。

在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上半年时间里,大量的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通过病困退返城,没有被当作右倾回潮批判,比其他城市知青早回城三、四年。粉碎“四人帮”后,其他城市大闹返城风,如外省、市到云南省插场的知青于1978年底分两批到天安门广场请愿,要求返城,而北京市没有发生这类事件。

 

2011年11月我看到上面这篇文章后,曾经做了京沪两地的比较,深感诸如此类的“地区差异”是上山下乡历史研究中不宜忽视的一个方面。详见三篇笔记:

也说知青的幸运(一) 

也说知青的幸运(二) 

也说知青的幸运(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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