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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平常心回忆无常事

 
 
 

日志

 
 

六六·九·六,刻骨铭心的耻辱夜  

2016-09-06 20:56:40|  分类: 平民忆文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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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966那个狂热的炎夏?红色恐怖到上海》http://wangzongren1952.lofter.com/post/2f002d_8064b3c?act=qbbloglofter_20150506_01  〉

9月6日,是我这辈子不会忘记的一个痛苦日子——我家的“耻辱日”。1966-9-6这一天,“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一介布衣、普通草民家庭的“冲击”全面开始了。

 

其实,在1966-9-6之前我家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严格地说来,那场“文化大革命”在1965年末就拉开了序幕。1965-11-10,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11-29,中央级大报解放军报率先转载姚文并发表编者按,明确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次日,1965-11-30,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在编者按中把评论《海瑞罢官》放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一时间令人感到扑朔迷离。1965-12-8,《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借批判胡适,不指名地批判吴晗、翦伯赞的历史观。1965-12-12,人民日报发表了向阳生(后来知道是邓拓的笔名)写的《从海瑞罢官说到道德继承论》。至此,我家有一种不祥预感骤然增加。

我爸爸1963年开始参加的一场学术讨论,把我全家带进了一个可怕的政治漩涡。当初,1963年8月学术界对吴晗在1962年连续发表的《说道德》、《再说道德》两文开始了关于道德继承问题的讨论。我的爸爸参与其中,在光明日报、哲学研究等报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认为吴晗说的道德继承是抽象继承,主张批判继承统治阶级的道德遗产,提出了对立阶级道德“互相包含论”。到1965年11、12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已经明显地表现为政治斗争,我的爷爷和妈妈都感到不安,但我爸爸坚持认为自己是参加学术讨论,即使是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扩展到道德问题以后,我的爸爸还是发表文章,认为对抽象继承的批评是形而上学的全盘否定,而且走到另一极端,连批判继承也一起加以否定了。

然而,一个毫无社会背景、只知道学术讨论的普通学人哪里会知道,学术讨论已被高层纳入了政治批判的轨道。及至1966-4-18,解放军报发表长达七千多字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第二天(19日)人民日报和各地报纸全文转载,此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词就在报纸上频频出现。5月4日,解放军报又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次日人民日报等报摘要转载。随后,1966-5-10,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又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对北京市委中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公开点名批判,把他们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次日人民日报转载。

我的爷爷、妈妈越来越感到坐立不安,但是爸爸还是继续坚持认为自己纯属参加学术讨论,不涉及政治,与“三家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然而,爸爸的自我辩护毫无作用,他所在的工作单位停止了他的正常工作,“面壁思过”,这等于在“文革”正式爆发之前他就进了“牛棚”……。

从1966-6-1开始,人民日报几乎天天发表社论或评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等等等等,连篇累牍,络绎不绝,高密度,高频率。“文革”烈火从高校迅猛地蔓延开来,大字报铺天盖地。我爸爸妈妈工作的单位虽然不是学校,但属于文化领域、上层建筑,也很快掀起了“打倒反革命黑帮、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浪潮。我爸爸就成了“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和名列前茅的批判对象。更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爸爸还不到40岁,默默无闻,只是近几年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名不见经传,何以称得上“学术权威”?与吴晗素不相识、从无来往,自己的论文全是一己之见,没有他人参与,何以成为“黑帮”?

1966-8-8,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四天后的12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显而易见,这些都是指导“文革”的重要文件。对于一介草民来说,也只有通过广播、报纸能够了解天下大事,了解大政方针。我爸爸特别注意到《十六条》里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我爸爸认为自己无党无派、无职无权,无论如何不是“党内走资派”,也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至于是不是“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也是能够说明白、说清楚的。

 

万万没有想到,史无前例的“文革”竟然是如此的闻所未闻、不可预料、不可想象。1966-8-18,“伟大领袖亲自检阅百万文化革命大军”,“红卫兵”第一次在全国、全世界公开亮相。随后,北京和各地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杀”向社会,横扫“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但是,社会上很快出现了“抄家风”,无需任何手续,自称“革命群众”都可以对“地富反坏右、黑帮分子、反动权威、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等等“阶级敌人”采取“革命行动”,发出各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勒令”。一时间,抄家成风,伴之以大街小巷的“批判斗争”,大字报大标语贴到家里,直至全家老小“扫地出门”。北京来沪的“红卫兵”在闹市街头大量散发“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进行震耳欲聋的宣传。虽然报纸上、广播里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各种各样令人胆战心惊的消息不胫而走,抄家、打人乃至戕害生命,毛骨悚然,瞠目结舌。我爷爷虽然经历过日本法西斯统治和刮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黑暗年代,还曾经因言获罪成为“四类分子”,但是也想象不出眼下的“文革”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爸爸妈妈不时带回一些“恐怖”消息令人惶惶不安,但仍故作镇静,从党报社论中了解政策走向。

1966-9-5,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文斗,不用武斗》,全文一千余字,言之凿凿,铿锵有力——

用文斗,不用武斗(社论)

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所谓人们的灵魂,就是说的思想,说的意识形态,说的社会风行的文化,说的同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种种风俗、种种习惯。这些,都是人们头脑里的问题。

既然是这样,无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就必须用文斗,来解决人们头脑里的这些问题。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倡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充分利用大字报,进行大辩论,大鸣大放。这些都要动笔,动口。

动口,动笔,就必须动脑筋,让群众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天才。

用武斗的简单办法,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不能在群众面前充分暴露那些牛鬼蛇神的丑恶面貌,不能肃清那些牛鬼蛇神的反动毒素。

毛泽东同志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这就是说,要用脑筋,要用文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会文斗,学会动脑筋,这是一件大事。

毛泽东同志历来告诉革命的人们,要善于用脑筋。他指出:“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毛泽东同志这个指示,对我们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来,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敌人对人民是不会宽恕的。我们提倡文斗,不是要宽恕敌人的罪恶活动,而是为了真正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人民的敌人彻底斗倒,斗垮,斗臭,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文斗,就是要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把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动言行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用这些反面教材,来教育群众,教育年轻的一代。这样,才能大大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无产阶级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种文斗的办法,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所最害怕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尖锐、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要取得这个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必须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活学活用十六条,学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的本领。

人民的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主张文斗,是因为我们依靠群众,信任群众,是因为真理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相信用文斗的办法足以制服敌人。同时,强大的国家机器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不怕人民的敌人捣乱。如果敌人胆敢动武,触犯无产阶级专政的刑律,那就坚决依法制裁。

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政策,贯彻执行这个政策。

如此这般的社论,说得多好:“无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就必须用文斗,来解决人们头脑里的这些问题。……相信用文斗的办法足以制服敌人……”,言之凿凿,铿锵有力。我们全家都以为希望在前,乱哄哄的恐怖现象会因为社论的发表而得到制止和改观。谁知道,恰恰相反,这种良好的愿望实属镜中花、水中月,就在社论发表的第二天,6日的晚上,厄运降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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