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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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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年过六十学吹打的收获  

2016-07-30 21:35:0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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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6年6月中旬到7月下旬,几乎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知青图书目录”的编制,触景生情,徜徉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年过六十学吹打”,获益匪浅。

 

【一】曾经与如今

受父母的影响,我从小就模仿着收藏书刊和剪报,不过到了“大革文化命”的时候,都进了废品站或垃圾箱。七十年代以来,我又开始收藏一些书刊资料,日积月累,聚沙成塔,以至于几次搬家的时候都有几十“蛇皮袋”的书籍,而且一次比一次多。八十年代后期,我曾经仿效图书馆做自己的藏书卡片,但是进展缓慢,因为正值壮年,忙于工作和家务。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添置了“家用电脑”,又掌握了电子表格软件excel,就“更新观念”,打算做一个电子版的藏书目录,但是一直受制于时间和精力,一拖再拖,美好的想象终究没能化为现实。

无论是做纸质的藏书卡片还是做电子版的藏书目录,虽然形式不同,但有相同的目的和要求。我曾经考虑过需要著录哪些内容,也就是从版权页上摘抄哪些项目。毋庸置疑,书名、著者、出版社、版次、字数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反映了一本书最基本的内容情况;开本、印张也考虑进去了,因为它们反映了一本书的物理形状,会影响到它在书橱里的摆放位置;至于书价则是一种附带记录,它反映了我历年购书的情况,同时也可以从中稍稍了解书价上扬的历史。总之,是立足于如何方便地使用藏书,而不是为了自建“藏书阁“。简言之,是“重在用,轻于藏”,所以,对版权页上提供的信息并不是“照单全收”。

有了上述的亲力亲为,这次参加“知青图书目录”的编制,不乏“重操旧业”的感觉。根据“项目主管”下达的编制规定,对每种书都有十项基本信息,其中就包含了上述八项内容,但把“印张”舍去了,代之以“页数”,这是一种相当实用的直观表达方法。

 

【二】ISBN的本土化

较之于八九十年代,最大的变化要算ISBN和CIP的出现与应用。想当初,八十年代后期,我从图书的封底和版权页上看到条形码和ISBN,很是兴奋,觉得这是从闭关锁国走向对外开放的国策在图书上的表现,使用了三十年(1956~1986)的“统一书号”终于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ISBN”了。它是1972年由ISO(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在西柏林普鲁士图书馆设立了实施该标准的管理机构——国际ISBN中心。现在采用ISBN编码系统的出版物有:图书、小册子、缩微出版物、盲文印刷品等。(参见百度百科“统一书号”“国际标准书号”等条目  )

然而,现实的情况远非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在这次编目过程中,一位志愿者告诉我,现在书上的ISBN不是“国际标准书号”而是“中国标准书号”。我顿时感到莫名其妙,现在书上不是明明白白印着ISBN吗?难道是“一个缩写、两种解读”?

上网查询之后方才恍然大悟。百度百科的条目“中国标准书号”是这么说的:为了和国际标准书号统一,从1987年1月1日起,全国出版社执行国家标准局颁布的中国标准书号,它由“国际标准书号”(ISBN)和“图书分类一种次号”两部分组成,其中国际标准书号是中国标准书号的主体,可独立使用。由于国际标准书号缺少分类标识,所以增加了按《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大类号(其中工业技术类按二级类号)给出分类号和该类书的流水号组成“图书分类—种次号”。如:海南出版社出版的《迈克尔·乔丹如是说》一书在封底上印有ISBN 7-80645-680-5/K·36,即是中国标准书号。书中7为我国组号,80645为海南出版社的出版者号,680为书名号,5为校验号,K为本书《中图法》的大类分类号,36为种次号。

难怪乎,我看到的志愿者们拟写的“知青图书目录”中有大约七分之一的“异类”——在10位或13位数字构成的书号之后,多出了夹有字母的四五个到七八个不等的符号和数字,使我好生奇怪,因为在有关ISBN的介绍中没有提及这样的“小尾巴”。现在明白了,原来,有“小尾巴”的是正宗的中国标准书号,它是国际标准书号在中国的“本土化产物”。

我随手翻了15种图书(我儿子用的专业书籍和休闲读物),发现所有的封底上都只印有ISBN书号,也就是中国标准书号中“可独立使用”的“主体”部分;而版权页上只有2种有“小尾巴”即“图书分类—种次号”。仔细想想,这种现象也不奇怪,因为GB/T 5795-2006《中国标准书号》这个国家标准的编号中有“/T”,这就直截了当、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它是推荐性标准,不具有强制性。

看书读书那么多年了,书号中有没有图书分类,从未对我产生过什么影响。我想,那应该是图书流通、图书管理等领域里的人们关注的事情。记得早在七十年代就听父母说过业界对《中图法》的议论,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其中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图书分类是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并非古往今来一成不变。

 

【三】CIP与书号

这次最大的收获是初步认识了CIP。记得九十年代在买书、读书的过程中看到过这个新生事物,但是并不在意,因为它和我读书、藏书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在图书的版权页上也不是处于很显赫的地位。不过,二十多年之后涉足编制图书目录时第一次知道了它的重要性。

它的全称是中国版本图书馆图书在版编目(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缩写CIP)数据,据百度百科条目“CIP(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和“图书在版编目”的解释,中国版本图书馆是我国惟一的专门负责征集、收藏、管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出版物样本的图书馆,也是我国当代最完整、最具权威的一个出版物资源信息库。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为在出版过程中的图书编制书目数据,经图书在版编目产生的并印刷在图书主书名页背面或版权页上方的书目数据。CIP数据从1991年3月在全国实施,为我国4万多名从事文献编目工作者带来极大的方便,实现一次编目多次利用的目的。

从这样的描述中不难看出,CIP是在出版过程中的图书编制书目数据,并不是依据已出版的图书编制书目。所以,我作为一个外行人,觉得CIP好比是图书的“准生证”,书号好比是图书的“身份证”。然而,在我国现行的图书出版与管理体制中,CIP并不仅仅用于文献编目,它与书号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不是合法的出版物,因而非同小可。

 

【四】ISSN也有本土化

在编制“知青图书目录”过程中,发现有一份目录中不是书号而是刊号。这就使我进入了出版物的另一个领域——连续出版物。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连续出版物(serials)是指具有统一题名、印有编号或年月顺序号、定期或不定期在无限期内连续出版、发行的出版物。包括期刊、报纸、年鉴、年刊、指南、学会报告丛刊和会刊、连续出版的专著丛书和会议录等。(摘自百度百科条目“连续出版物” )

1972年,ISO(国际标准化组织)第46技术委员会(ISO/TC46)制定了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974年成为国际标准ISO3297。其目的是使世界上每一种不同题名、不同版本的连续出版物都有一个国际性的唯一代码标识。该编号以ISSN为前缀,由8位数字组成。8位数字分为前后两段各4位,中间用连接号相连,格式为:ISSN XXXX-XXXX。前7位数字为顺序号,最后一位是校验位。ISSN由设在法国巴黎的国际ISDS中心管理(ISDS的全称是International Serial Data System,国际连续出版物数据系统)。1975年起建立世界性的连续出版物标准书目数据库,目前已成为国际上最权威的期刊书目数据网络系统。我国于1985年加入了ISDS,建立了ISDS中国国家中心,设在北京图书馆内,负责中国期刊ISSN号的分配与管理。ISSN通常都印在期的封面或版权页上。

在我这个非专业人员的心目中,“连续出版物”主要是指期刊,媒介上也把连续出版物的编号简称为刊号。一些小开本的期刊,在外形方面与图书几无二致。我上网查到了那份“混入”图书行列的期刊,是具备ISSN刊号的。岂料,随即有志愿者告诉我,仅有ISSN刊号是不能视为合法出版物的!我再次一愣,又一次长知识了。

前已述及,国际标准书号ISBN被引进国内后不久出现了中国标准书号,它是在“国际标准书号”(ISBN)后面增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类标识“图书分类一种次号”,从而构成中国标准书号。与书号的“本土化”类同的是,国际标准刊号ISSN被引进国内后不久也开始了“本土化”。先出台了《中国标准刊号》(GB9999—88),后升版为《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GB/T 9999—2001)。至此,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代替了中国标准刊号。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由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和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两部分组成。不过,就我目力所及的范围而言,通常还是称为“国际标准刊号ISSN”“国内统一刊号CN”。相应的说法就是,刊号由国际标准刊号(ISSN)和国内统一刊号(CN)两部分组成。

如果说,“国际标准书号”是“中国标准书号”的主体部分,“中国标准书号”是“国际标准书号”的延长,二者之间还有“/”这样的连接符作为联系的纽带;那么,“国际标准刊号(ISSN)”与“国内统一刊号(CN)”构成的刊号,就纯粹是二者的简单并列,实在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密切的关联。尽管《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GB/T 99992001)是一个推荐性标准,但是,CN刊号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因为只有ISSN国际刊号而无国内CN刊号的期刊在国内被视为非法出版物。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专门设置的网页“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期刊查询”http://cn.toug.com.cn/  可以查到CN刊号。

 

【五】一点感想

由此看来,ISBN、ISSN的初衷并没有包含对图书、期刊的合法性的判定。其实,对研究者来说,有没有书号、刊号并不重要,是不是合法出版物更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君不见,古今中外曾经有过多少被官府规定的禁书,民间又有多少自刻自印的“野史”和辗转传抄的“手抄本”,而得到官府认可、红极一时的“名著”转瞬之间一落千丈、无人问津又何其多也。时间老人才是最后的判官。

(2016-07-25~30初稿,08-05~10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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