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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一次夹道欢迎——初二学生在1966年5月上半月  

2016-04-18 11:17:52|  分类: 忆童年少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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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看自己半个世纪前的周记与作文,发现一个无法忆及其中原因的现象:1966年5月的五个星期日,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周记,1日、8日、15日、22日这四个星期日没有一个字,29日留下五六十个字的“烂尾楼”,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遂查阅祖父的日记,虽无结果,但也有意外的收获。

从祖父的日记里看到,因为五一节恰逢星期天,所以5月2日(星期一)也是休息天,晚饭后,祖父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到淮海路乘26路电车到海关(即外滩),想去看看节日景象,但是没有开放彩灯。于是就沿着南京路走到人民广场,总算看到了“小太阳”。这是上海研制的新型照明灯,最早安装在人民广场西南侧的一栋高楼上,成为轰动一时的地标街景。祖父在日记中还有难得的细节描述:“在灯下胜如白昼,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小菜卡(即副食品购买证),连小字也看得清清楚楚,乃尽兴而返。7时半出门,9时回到家。”孰料这是祖父最后一次的节日好心情了!因为在下一次节日国庆节之前的9月6日我家就被抄家,从此陷入沉重的“家耻、家难”……。

在祖父日记中还记录了我的一件事。5月5日(星期四)上午,我去欢迎阿尔巴尼亚谢胡和党政代表团,回家吃饭的时候,祖父已经去参加居民读报小组活动了,遂提前回家为我做中饭。根据祖父日记,当年居民读报小组多是从下午1点半开始活动的,所以那次我中午回家是相当晚了。而欢迎谢胡这件事在我记忆中留下的较深印象是,我们学校的欢迎队伍被安排在淮海中路上离锦江饭店不远的地方,我们排列在道路的北侧,面向南方。事先也有过简单的训练,届时身着标准的少先队员制服(白色衬衫、蓝色长裤),手里挥舞彩纸做成的花球。队伍中有队旗、队号、队鼓。之所以难忘,还因为那天看到了敞篷轿车上向欢迎队伍挥手致意的除了来宾谢胡还有周恩来总理。车队自西向东开过来,我们是从右至左地行注目礼。这在当年是不容易遇到的幸运,也是我平生唯一亲眼见到过的“老一辈革命家”。

如今查阅当年5月6日的人民日报,有这样的报道:

参加了一次夹道欢迎——初二学生在1966年5月上半月 - 网中人 - 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新华社上海五日电 上海市今天有六十多万人热烈、隆重地夹道欢迎来自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前线的亲密战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和由他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

谢胡同志等阿尔巴尼亚贵宾是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陪同,在今天中午乘专机到达上海的。

专程由北京前来上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今天到机场热烈欢迎阿尔巴尼亚同志。

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团员:希斯尼·卡博同志、阿卜杜勒·凯莱齐同志、奈斯蒂·纳赛同志、瓦西里·纳塔奈利同志,以及代表团的随行人员,同机到达上海。

今天,上海虹桥机场打扮得庄严美丽,洋溢着节日般的欢乐气氛。中阿两国国旗在和风中招展,机场大楼上悬挂着“欢迎穆罕默德·谢胡同志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巨幅红底金字标语。代表全上海人民在机场迎候贵宾的各界群众满怀激情,高举着彩旗,挥舞着花束,热烈欢迎贵宾。机场上数不清的红色标语上写着:“坚决反对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坚决彻底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中国—阿尔巴尼亚两国伟大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岁!”

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王一平,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等,在机场上热烈欢迎贵宾。

【忆与议】

上述报道弥补了我记忆中欠缺的“大背景”,其中还有那么多高官:邓小平、伍修权、魏文伯、曹荻秋、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等等,在随后的“文革”中对他们是“耳熟能详”,看到了他们的宦海沉浮。

 

十二时半,阿尔巴尼亚贵宾乘坐的专机出现在机场上空。机场上的人群立刻沸腾起来,乐队奏起欢迎曲,人们摇动彩旗和花束,欢呼声和锣鼓声响成一片。谢胡同志和卡博同志等走下飞机时,邓小平、伍修权、魏文伯、曹荻秋等同志迎上前去,同贵宾们热烈地拥抱。一群少先队员向贵宾们献了鲜花。谢胡同志、卡博同志等绕场一周和欢迎的群众见面,这时人们热情奔放地高呼:“欢迎谢胡同志!”“中阿友谊万岁!”“恩维尔—毛泽东!”“毛泽东—恩维尔!”女青年们一个接一个地从欢迎队伍里跑出来,向谢胡同志、卡博同志等献花。在上海的阿尔巴尼亚专家、留学生、实习生,也到机场欢迎,他们向谢胡等同志激动地欢呼致敬,并献了鲜花。

【忆与议】

报道中说那天十二时半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这和祖父日记中说我很晚回家吃午饭是吻合的。因为从虹桥机场到位于市中心的宾馆(报道中隐去了具体地点)有十二三公里,正常打的需要28分钟,所以在敞篷轿车接受夹道欢迎的情况下,也不会少于半小时。尔后步行回到南阳桥的家中,不少于4公里,又要近一小时。这样回到家里应该是下午两点多了。

 

接着,谢胡、卡博、凯莱齐和纳赛同志,分别由周恩来、邓小平、魏文伯、曹荻秋和马天水同志陪同,乘坐敞篷汽车驶向市区。在通向宾馆长达十多华里的路上,聚集着六十多万欢迎的群众。一路上红旗如林,彩花似锦,《地拉那—北京》《游击队之鹰》等歌声激荡着人们的心弦。一些高楼大厦的窗口和阳台上,也挤满了拿着彩旗的欢迎群众。在重要的路口上,高高地竖立着霍查同志、谢胡同志的巨幅彩色画象,在画象四周有成千名男女青年打着腰鼓,少先队员们跳着舞,排列在两旁的六千名学生高唱革命歌曲,歌声与鼓声响成一片。人们尽情地表达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崇高敬意。谢胡同志、卡博同志等满面笑容,不断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贵宾们的车队来到宾馆附近的时候,出现了更为热烈的场面,这里有一个由四千多工人和学生组成的文艺队伍,他们高唱革命歌曲,还有上千个少先队员吹起了喇叭,敲起了队鼓,有无数的彩色气球飞向天空。一群女青年跑上前去,把芳香的花瓣撒向贵宾。

今天陪同贵宾到达上海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许建国等。

上海市副市长石英、宋日昌、宋季文、李干成、张承宗、赵祖康,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陈同生,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部队负责人刘文学、刘浩天、瞿道文,中共上海市委各部门和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各民主党派上海市地方组织、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各界人士,中阿友协在上海的理事等,今天也到机场欢迎阿尔巴尼亚贵宾。

【忆与议】

从报道中得知,那天有六千名学生参加了夹道欢迎,至于报道中说到的“《地拉那—北京》《游击队之鹰》等歌声”,我已经记不起那次学过哪一首阿尔巴尼亚歌曲了。而“车队来到宾馆附近的时候,出现了更为热烈的场面,这里有一个由四千多工人和学生组成的文艺队伍”云云,那是指茂名路淮海路那一带的更为专业的欢迎队伍,我等普通中学生是位于他们的“外围”。

如果说,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参加夹道欢迎仪式,那么,我也经历过唯一的一次夹道欢送仪式——那是自己被欢送。就在1966-5-5中午参加了夹道欢迎的热烈场面之后两年半,1968-11-19早上,我作为首批千人赴赣插队的一员离开上海,那天也是数十万人夹道列队,但——那是欢送而不是欢迎,坐在大巴士里告别生我养我的故乡上海……。很久以后我总是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也许是因为置身于热烈场面中的那一刻,还期待着有一天会“凯旋而归”而受到夹道欢迎。何曾想到,那样的夹道欢送“光荣出征”,并不是以花团锦簇的“大凯旋”宣告结束,而是以溃不成军的“大逃亡”凄惨告终。巨大的心理落差,使我每念及此都会想到那场运动以及那些盘踞在神坛上的策划者、匍匐于神坛前的颂圣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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