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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三部曲——漫谈12·22之前上海地区的上山下乡(3)  

2016-12-09 10:03:32|  分类: 知青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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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喋喋不休”,看上去是拘泥在机构名称上,“小题大做”,其实不尽然也。

纵观文章的开头部分,不足一千字的三小段,引用了5条依据,都是来自新编地方志/大事记一类的二手资料,这就存在一种“隐患”。因为它们不仅对原始史料进行了人为加工,难免出现囿于主观原因的偏离客观历史的差错;而且限于该类资料的体例和篇幅,不得不施行大幅度的“浓缩”,省略了许多“细枝末节”。正是在一些“细枝末节”中往往会“躲藏”着一些不可小觑的关键细节。

还是以名称为例。梳理一下近年来我目力所及的实物、资料,发现其中有一个从“毕工组”到“乡办”再到“知青办”的“名称三部曲”。

12·22之前是第一部,以毕业生工作组(简称毕工组)为“主旋律”,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工作重点还没有百分之百地纳入上山下乡轨道,充其量是全力以赴完成“四个面向”。不能忽视的是,1968年6月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分管中学生工作分配的机构,其历史意义在于它是对“文革”前做法的重大改变,即,城市普通中学生无论务工或务农、留城或下乡,都必须服从政府制定的计划,执行政府制定的方案,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它开始了由政府全面包揽就业的格局,是计划经济走向极端化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但是,这种“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过程,尤其是12·22之前上海的六六届、六七届中学生的毕业分配还没有与上山下乡画上等号。尽管此时毕业分配方案中已经有“市农”(到市郊务农)“外农”(到外地务农),但其比例在一半左右(有待查证),远非后来极端化的“一片红”(以上山下乡作为中学生的唯一出路)。我保存的一张《红卫兵向毛主席宣誓——纪念八一八两周年》,就反映出六六届中学生1968年6月开始分配后中学校园里学生的思想动态。8月份六六届离校已经进入高潮,六七届开始了“思想动员”,当时我在空白处把“誓词”内容全部抄写一遍之余,把“誓词”中没有的“四个面向”重复了三遍。这说明当时的主旋律是“四个面向”,在那个阶段还没有用“上山下乡”替代“毕业分配”。

漫谈12·22之前上海地区的上山下乡(3) - 网中人 - 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事有凑巧,与上述收藏品在一起的还有一张1968年的“胸卡”,虽然没有具体的日期,我也记不起它的确切用途,但是它有“上海市卢湾区革命委员会 毕业生工作小组”的印章。

漫谈12·22之前上海地区的上山下乡(3) - 网中人 - 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连同本文(1)中展示的历史资料,都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当时区县革委会都没有叫做乡办或知青办的机构,而称为毕工组的机构也绝不是局限于基层学校,至少在区革委会这个层次上就叫毕工组。按照数十年一以贯之的上下对口原则,区县级是要与省市级的机构“保持一致”的,所以,很难想象上级已经高举上山下乡大旗了,下级还在叫“毕业生工作组”。反之亦然。因此,可以推测,12?22之前在市革委会的下属机构中,极有可能也叫毕工组,12?22之后才改名换姓更名为“市革委会下乡上山办公室”(这个名称是确实存在过的,本文稍后提到的上海市档案局收藏的一份编制于1969年的统计资料就是出自那个机构)。

12·22指示的发布,开始了“名称三部曲”的第二部。上山下乡成为高居首位的“主旋律”,上海的六八、六九届更是史无前例的“一片红”,上山下乡成了中学生毕业分配的代名词,需要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一元化领导,把毕工组更名为“下乡上山办公室”(乡办)就是名正言顺、理所当然的,也出现了“下乡上山指挥部”之类更具“文革特色”的称谓。本文(2)中已经给出了实例。

上海从七零届开始恢复“四个面向”,部分地顺应了民意,但毕业分配工作的难度有增无减,愈加少不了有一个集中权力的政府部门,并且仍然要高举上山下乡的大旗,因为它已经被确定为“无专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重大措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负责毕业分配工作的机构,在名称中还是有上山下乡的字眼。当然,这并不等于它只管上山下乡工作而不问毕业分配全局中的其他去向,所以并没有一个并行的专门负责毕业分配的机构。及至1973年最高领袖答复李庆霖的信件下达后,自上而下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到1974年元旦,国务院正式组成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务院知青办。28个省市自治区也有对应的办事机构,虽然没有完全统一的名称,但是都少不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办公室”这几个词组,差异在于前缀是省委还是省革委会,后缀中有无“领导小组”或“工作”等字眼。(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有28个省市自治区的知青办的全称一览)。

这样的三部曲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上山下乡运动发展过程的一个侧面或缩影。十余年中工作机构的名称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出现过多次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上山下乡政策的调整与变动。名称确是小题目,内涵则是大文章。二者是“名与实”的关系,缺一不可。研究者对此不应小觑,更不能轻率地“简化”而造成误读误解误导。一些新编地方志/大事记在这方面实在令人难以恭维。

(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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