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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当年的乡办名称——漫谈12·22之前上海地区的上山下乡(2)  

2016-12-06 10:31:48|  分类: 知青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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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用了《上海通志》的有关说法后,作者又引用了两处区志/大事记中的说法:

1969年1月11日,徐汇区“革委会”成立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办公室,负责全区的知青工作。1969年3月,普陀区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办公室成立。上海各级知青办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各自管辖区域内青年到农村,完成交接后,知青事宜就转由上海知青分配地区的“知青办”负责。(来源分别是:沈东昌,《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徐汇区历史大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138;上海市普陀区志编纂委员会编,《普陀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36.)

这样的引用,问题不在于对当年上海全市的十个区十个县仅仅列举了其中的两个区,而是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某些区志/大事记中突出了区知青办的成立时间,使读者误以为在区知青办成立以后才有区一级的上山下乡工作,而徐汇、普陀等区更是在1969年亦即12·22之后才“成立”区知青办,这就在有意无意之中歪曲了历史。事实上,当年从六六届中学生开始毕业分配起,各区就有区革委会毕工组,其工作就包含了上山下乡的宣传、发动、组织等内容,只是在12?22以后区毕工组才陆续改名,在机构名称中才逐步出现了下乡上山等字眼。当然,在名称上“紧跟形势”的同时,也会以原有毕工组为基础,在人员配备、机构职能等方面采取必要的调整与加强,但其实质还是毕工组的延续,所以不能只以更名后的乡办说事。总之,在乡办之“名”出现之前就有上山下乡之“实”了,至于是不是“大规模”“高潮”则属于量级上的差异。

作者在上述引用之后说,“上海各级知青办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各自管辖区域内青年到农村,完成交接后,知青事宜就转由上海知青分配地区的知青办负责”。对此,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上海地区在1968年6月没有出现乡办、知青办这样的名称,而且各省诸多“知青接收地”的管理部门中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乡办、知青办一类的称谓。我在1969年4月到插队所在地的新干县城办事、就医,需要在县城过夜,按规定到县革委会联系住宿事宜,第一次知道了我等插队知青由“安置办”管理。此事在我的知青日记中有记录,数十年来在我记忆中始终难以忘怀。因为在此之前我等只知道新安江水电站等水利工程中有安置移民这样的说法,新干县也确实接受过来自浙江的移民,从未想到自己也会走进写着“安置办”名称的办公室,不禁愕然:“我们是被安置的移民?与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无关!?” ……当年的这种现象至少说明存在这样的事实:到1969年4月还没有把“文革”之前就有的“安置办”招牌换成新的名称,这就反映出当年尽管高层对上山下乡强化了其中的政治含义,但是更多的地方还是把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按照先前的移民来安置。后来,江西把下乡知青与下放干部放在一起管理的,统称为“五七大军”,县和公社都有“五七办公室”,不记得是哪一年更名为乡办/知青办。

总而言之,各地城乡绝不是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地在1968年就成立乡办这类机构的,乡办、知青办这样的名称也不是一成不变地贯穿于整个上山下乡运动时期中。

 

作者随后又引用了两处新编地方志的表述:

1968年6月11日,上海市革委会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办理以中学毕业生为主体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外地、市郊农村、农场务农事宜。6月15日,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做好中学毕业生下乡上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动员工作的通知》。各区、县和街道镇也先后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和知青工作组,各中学成立毕业生分配工作组,开始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别来自金光耀、金大陆.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2014:2199;冯小明.中共上海历史实录,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473)

上述引用进一步涉及到街道镇层面上,似乎在这个层面上也是在1968年6月就开始有了乡办。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探究。我在1975年9月病退回沪后,在街道里弄“义务劳动”了两年多,其中有相当多的时间在街道乡办,留下了这样的记忆:街道乡办并不是与区乡办同时建立的上下对口的机构,而是在“一片红”政策出台后出现的。当时各个中学都留下不少不肯下乡、滞留在家的毕业生,六八届、六九届接踵而至,这样的毕业生有增无减,成为各校毕业分配工作的大包袱(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持续发展,这类学生始终无法根除,慢慢形成了专有名词“历届余留生”,简称“余留生”或“历届生”),以至于影响后继工作的正常运作,加上普通教育系统中已经形成了中小学与地区街道挂钩办学的“新模式”(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发起“农村中小学如何办”的讨论,尔后衍生出“城市中小学如何办”,最后把城市中小学下放到地区街道),于是就有了把“历届余留生”从学校转到街道里弄“继续动员”的做法,街道乡办也就应运而生。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尚未见到完整的文字资料来描述街道乡办的沿革过程,但也还是有一些“碎片”的。

我有两份由江西新干县档案局提供的扫描件,其中一份是1973年5月由上海卢湾区吉安街道发出的便函,落款是“街道下乡上山指挥部”;另一份是同一时期由上海卢湾区乡办发出的函件,区乡办的大印是“下乡上山办公室”。这就显现了街道革委会中这个负责“继续动员”的机构也不是从一开始就称为乡办的,它也有变化过程;也佐证了区革委会的组成机构中乡办、知青办这样的名称同样有一个“流变过程”,绝非1968年6月就一锤定音、一成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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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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