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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进行的两件事——漫谈12·22之前上海地区的上山下乡(7)  

2016-12-17 11:25:01|  分类: 知青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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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968年8月11日“一批革命小将赴山区插队落户”是自发的微型的行动,不是政府部门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跨省插队,但终究是上海地区跨省插队的第一例。如今看来,这一步可谓“举步维艰”。在《纪事录》中还有关于此举的1968年8月之前的两则纪事:

一九六八年二月  上海六十一中部分同学前往上海市革委会接待处,提出到井冈山插队落户的申请。(朱家德口述)

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  江西省革委会批复井冈山专区革委会,同意陆行中学和六十一中学部分毕业生到小通大队农村插队落户。(朱家德口述)

另外,在江西省吉安市委党史办编写、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上海知青与井冈山》一书中有这样的内容:“1968年8月22日  上海市陆行中学、育才中学等11所中学的刘屹烈、陈淑兰、杨桂良、徐鼎茂、张棋豪等50余名初、高中毕业生,经过自愿结合、领导批准,来到了井冈山拿山公社小通大队插队落户。”这是当年上海那起首批自发跨省插队行动的结局——1968年8月22日到达井冈山拿山公社小通大队。

以上这些只是碎片式地展示了一些片段。详细的经过见之于当事人在新浪博客上的回忆录《小通知青集体插队落户之路》(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1a1e6401017q92.html ),4000余字。摘编如下:成立于1966年11月的上海川沙县陆行中学红旗长征队,在1967年10月决定到井冈山插队落户。与此同时,上海静安区六十一中学的部分学生听到北京有部分学生将到延安插队落户的消息,也选择井冈山插队落户。1967年10月中旬,陆行中学自愿去农村集体插队的同学,推派三位去井冈山选点。11月初到达井冈山茨坪,初步选定小通。两人回上海汇报。六十一中学的部分同学也在10月中旬推派四位同学先上井冈山选点。他们也认为小通是个集体插队落户的好地方。决定三位回校汇报。1968年2月,他们前往上海市革委会群众接待处,提出申请去井冈山农村插队落户,因为涉及到井冈山是否会接收等问题,3月再去井冈山,向井冈山革委会及拿山公社、小通大队正式提出申请,均获得了支持。这样,带着井冈山革委会及拿山公社、小通大队开具的同意函回沪,再次向上海市革委会提出申请去井冈山农村。1968年4月间,在市革委会群众接待处撮合下,陆行中学和六十一中学两校同学进行正式接触,一起商量集体插队落户的具体事项。1968年4月底,他们的申请终获市革委会批准,市劳动局、川沙县劳动局和静安区劳动局各派1人,陆行中学、六十一中学各派1名老师,赴井冈山实地听取井冈山地区、拿山公社、小通大队及留守知青的意见和情况介绍,落实知青集体插队落户的具体事项。5月初,市、区、县劳动局3人回沪汇报落实情况。至此,到井冈山拿山公社小通大队集体插队落户获得各级支持和落实。但是有些政策跟不上,据说,集体插队落户的安置费,井冈山没有这个支出项目,上海也同样,只好联合请示中央有关部门,才由中央有关部门直接下拨。又如:安置费每人230元,主要用于农具和初年生活费。明明批准了51个人集体插队落户,却按45个人拨给,理由是农村户口转农村户口没有安置费。这些问题都在集体户内解决了。1968年7月底有部分同学打前阵,8月11日,“大部队”正式出发上山。

从上述“简历”中不难看出,至少在1968年5月还没有形成有关跨省插队的自上而下的配套政策,连安置费都要由中央直接下拨。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跨省插队是不可能形成风气的。

在“江西档案信息网”上,有一份档案文件“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四十名知识青年到井冈山插队落户的函”(http://www.jxdaj.gov.cn/article.html?m=html&id=00000001f00121d24d43ee ),与这起自发微型的跨省插队行动直接相关。

说说1968年8月11日前后——漫谈12·22之前上海地区的上山下乡(7) - 网中人 - 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这份函件是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内务组拟稿的,同意签发于1968年7月5日,发送至井冈山专区革委会。正文内容是:

上海市陆行中学和六十一中学有四十名知识青年多次要求到井冈山落户。经请示领导,同意在你区井冈山拿山公社小通大队插队落户,作为插队试点工作,以便总结经验。对于安置具体事宜,已由上海市劳动局与井冈山革委会共同研究解决。

特函告。

抄送:上海市劳动局革委会、井冈山革委会

以上资料表明,1968年2月向上海市革委会提出申请,4月底获得批准;而作为接收地的江西,则在7月初由省革委会正式同意接受。这一过程长达五个月。重大原则在省市级的领导商妥同意,具体事宜则在上海市劳动局与井冈山革委会这个层次上解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直到1968年7月初,上海地区中学生就业方面的具体管理部门还是劳动局,“毕工组”及其后来的“乡办”“知青办”等等概念尚在“襁褓期”。当时沪赣两地都是把中学生插队之事划在安排劳动力的管辖范围,说明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之时是作为就业问题处理的。时过境迁三十年后的编写新方志,把上山下乡归入劳动志和“劳动就业”“劳动力安置”一类的章节里,也可谓前呼后应、有始有终。


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是,江西方面的函件中把此事定格为“插队试点”,措辞审慎。这就涉及到当年4~7月期间“并肩同行”的另一件事——自发申请赴赣插队获得上海市革委会批准是在4月底,就在4月份,上海市革委会组织了数支考察队到江西筹建知青农场;而江西方面同意接收上述插队是在7月初,就在7月份,上海到江西筹办知青农场一事告吹了。

当年筹办知青农场之事在上海地方志等正式出版物上是没有的,但在《上海知青与井冈山》一书中有所披露:“1968年4月,上海市革委会派出由市革委、解放军、知识青年等三方代表组成的赴江西上山下乡考察队,一行约30余人来到吉安市新干、峡江、永丰交界处考察,准备在此建立一个上海知青农场。5月再次考察,因上级未同意,故计划未成。”2012年12月28日上海东方卫视纪实频道“往事”栏目中,当年上海黄浦区光明中学的67届高中生李锐回忆说,“1968年4月到7月这段时间里,上海派出了好几个小分队考察,我去了江西〖没有言及具体的县份〗。什么地方造房子,什么地方搞畜牧场,什么地方修路,图纸都画出来了,就准备安置知青了。到了7月,北京方面有个意见出来了,上海不要到江西办农场了,江西那个方案就在7月份结束了。”2016年以来我又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些实物资料,表明1968年4~7月期间由上海市革委会派出的考察队还有到江西余干、资溪、新余等地的,甚至有迹象表明当时另有到安徽考察的。

令人深思的是,即使就只有上述的几处,也没有一处是成功的。原因何在?一位当年在江西新干的知青说传闻沪赣双方在利益分配上谈不拢,导致了在新干、峡江、永丰交界处合办油茶场的设想告吹。但是光明中学的李锐先生说是因为到了7月北京方面在有个意见出来了,上海不要到江西办农场了。对这些说法,还没有见到文字材料,有待于进一步追踪搜索,因为筹办知青农场一事仅仅历时三个月,又中途告吹,所以很可能在档案文件中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如今流散在民间的若干资料给我的印象是,当年到余干的考察队正如其名单所说的是“规划小分队”,并不是一个能够完成现场设计的设计小分队;保存至今的两份技术性文件则是1968年初由江西省农垦厅设计院的“规划说明书”以及该规划的审查会形成的“请示报告”。而“规划说明书”原本就不等于可以据以施工的施工蓝图,倒是“请示报告”中讨论的项目投资估算暴露了当年知青农场夭折的重要原因:在既有的基础上建设农场需要投资4090万元,可新增就业人员2.32万人。也就是说,增加一个“吃工资”的,需要人均投资1763元。这和1968年11月开始的大规模有组织的赴赣插队时每人安置费230元是何等巨大的差距!筹办农场的偌大投资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这一点在1968年8月12日的解放日报上就有“曲折隐晦”的反映,只不过很少有人注意罢了,详见下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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