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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城以后1976〈45〉从小集体角度看四人帮 [原创]  

2015-09-07 17:51:54|  分类: 返城以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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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四人帮的历史性巨变,对街道乡办这类基层机关的工作也是有影响的,所以,10月15日开始传出“除四害”消息以后,我在街道乡办的“义务劳动”戛然而止,整个11月是“孤守家中”。此时开始了对四人帮的口诛笔伐,如火如荼,报刊上都是集中在政治路线等大是大非上,我联系着自己的处境进入了“冥思苦想”,留下了一些笔记。

 

1976.11. 4 星期四 阴

听说有生产组写的大字报,大概还是二十几号的事情。十一月一日亲眼看了一些,颇有同感。据说这几天此类大字报更多了,比比皆是。值得一兴。

但是,自己却不明不白地得了一梦,那是在一号看大字报以后,二号凌晨,忽然梦境中出了这么一事。有人告诉我,原先是在某工厂的,通知单也已下来,可是在街道这一关被阻,为有门路者掉了包矣。此消息气得我无法忍耐,竟然气醒了。在梦中气醒恐亦少见。醒来之后,很快回想起生产组大字报的字字句句,浮想联翩,再也没有睡意了。

生产组这“怪物”,无异于剥削三十万人的工具,吮吸三十万人血汗的吸盘,挂着集体所有制的招牌,毫无集体所有制的内容,不过是榨取高额剩余价值的场所,提供最廉价劳动力的场所。把这种极其不合理的东西称之为“社会主义优越性”,不是歪曲篡改社会主义,就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新贵族、吸血鬼玩弄的卑鄙花招。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个人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一个人的思想观点。正如鲁迅所说,煤球大王怎能理解捡煤渣老婆子的辛酸?!且不论局高位、取厚禄的上层,即使是生产组的顶头上司——街道集体事业组及有关的劳动调配部门、知青办等等,他们也是拿几十元、百多元的工资的人物,怎么能真正理解仅仅十几元、二十多元菲薄收入的生产组员的心情。最令人气愤的是这类议论,如“你们病休、病退青年要想一想,若是在旧社会是没人要的,只能冻死、饿死街头。因此要理解到如今进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谁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对生产组现实不满的生产组员,恰恰是发表这类高论的高官厚禄的老爷们。    他们根本背叛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把生产组员的劳动收入压到最低极限。    他们根本歪曲社会主义两种所有制之一集体所有制的意义,篡改其性质,打着集体旗号,行全民其事,实际上是巧立名目、巧取豪夺,向阳院、人防施工等等巨额经费就是由此盘剥而去的。    他们打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号,拼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扩大三大差别,自己花天酒地、荒淫奢侈,却把三十万人置于不顾。这种人还配称得上共产党人么?

只是这些人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方法,由此产生了他们的政策。而这种政策必然是不得人心的,最终成为自己垮台的条件。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的画皮是不能永久骗人的。

【忆与议】

当时我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虽然在插队期间因公负伤,但难以按照“残缺”安排进入街道工厂(“大集体”)而只能进里弄生产组(“小集体”)。正在此时,打倒四人帮的巨大冲击也深入到了城市的底层,上海市区的“小集体”即里弄生产组爆发了对不合理的菲薄待遇的强烈抗争。

当时我家所在街道里弄有一个五金加工组,是“小集体”系统中技术含量较高的地方,承接了许多“全民”“大集体”企业的“来料加工”业务。在平时的生产业务交往中,生产组组员们知道了自己的工作与那些“全民”“大集体”不相上下,很多场合还是必不可少的配角,但是仅有每天七毛钱到一元钱的工资,还不及“全民”“大集体”企业工人收入水平的几分之一。诸如此类的现象为数不少。这个现象日益凸出是文革以后出现的。“小集体”最早出现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在“解放妇女”的口号下把“家庭妇女”组织起来,从事刺绣、纸盒制作等计件、简单的劳动,甚至可以在家工作,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到了文革期间就不一样了,不仅由政府把中学生的工作分配大包大揽下来,更出现了上山下乡的难题,先后把“不适宜”下乡的“病休青年”“病退青年”交由街道里弄里管理,于是,“小集体”成了安置青年人的一条途径,生产组的人员由持续十余年的“阿姨妈妈”状况迅速出现了“年轻化”趋势,这就给生产组带来极大的“不安定因素”。因为“病休病退青年”毕竟与“阿姨妈妈”有质的区别,这表现在当时生产组的“小青年”中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年纪廿八,工资十八,当不了阿爸”。生产组“小青年”进组大约是1972年开始的(有待考证),到1976年也只有三四年的“组龄”,充其量还在刚刚“满师”不久的阶段,所以按照一个月26天、一天7毛钱的计薪标准,即使没有病事假,一个月也只能有18元收入。与此同时,“小青年”中年龄最大的是66届高中生,出生于1947年,到1976年他们已经是29岁,所以那句以ba押韵的顺口溜在生产组“小青年”中引起共鸣,迅速流传,毕竟时光不饶人!除了个人收入之外,在当时的“街道工作”中向阳院(中小学生校外管理)、人防工程(居民区修建防空洞)等事情需要的资金,竟然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街道集体事业”,也就是来自“小集体”生产组产生的集体财富中(当时不用“利润”这类“资本主义词汇”),真是匪夷所思。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有了上面那些想法。其中的“三十万生产组员”这一数字,在稍后的日记中成了“十三万”,孰是孰非,不得而知,有待深入查考。

 

就四人帮来说,暂且不提其历史上的情况。从这十年来最为充分的表演来看,他们在历史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之一,是他们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阶级矛盾的问题。在与刘少奇、林彪的斗争中,不管其主观意愿如何,揭露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丑恶面目,使人们——这是极大多数的人民看到了资产阶级确实还有,还在产生,而且是在共产党内。在这一方面,他们的功绩便是通过大量的舆论宣传工具,使广大群众知道了这一点。这也就是他们仅仅有功之处。至于如何解释走资派的产生,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如何真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则是他们没有、也是不可能解决的。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使他们无法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相反地,他们所取得的地位,成了他们走向反面的基础、条件。……

无论是叫革新、叫改革或变革,还是革命,都要看其为谁谋利益,在实际上又有谁得到了利益,而不能单凭其宣言、口号。就四人帮来说,他们自诩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叫大嚷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谋利益,可是他们究竟干些什么呢?几年来,受益的是他们一伙,这批人真比资本家还凶还狠,贪得无厌,贪婪无比,所以广大人民对这些人看在眼里,恨在心头。这就足以证明四人帮的“革新”是掩盖他们资产阶级本性、疯狂向人民捞一把的豺狼本相的假面具而已。要说他们革新,他们究竟采取了什么真正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措施?……

由于他们打着马列主义旗号,为了找到“合法”根据,搬出许多马列主义来,反而起到了使马列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推广的效果,尔后又反过来砸了他们自己的脚。因为篡改马列主义的假马列主义者终究是混不长的。

【忆与议】

这样的观点在当时也不是很主流的。因为在同仇敌忾声讨四害的时候说他们也有积极作用,实在不合时宜。实际上,这样看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可以称之为“一分为二”的。但是,直到现在,不少人对“一分为二”的理解还是“几几开”,从而纠缠在几与几上,结果是越说越糊涂,于事无补。

 

对四人帮如此不得人心的原因,有多种看法。……分歧的是,生活上的资产阶级化、贵族化究竟起不起重要作用?    于是生活小节无害论也就随之而来,认为他们政治上倒行逆施引起了公愤,生活上的小节无足轻重。

事实并非如此。不仅在当前实际斗争中,谁搞特权、生活特殊化,会成为政治上失败的一个致命伤,就是在胜利后新的斗争回合中也是如此。为什么呢?高官厚禄,养尊处优,是难以了解广大群众的生活、疾苦、困难、愿望、要求的。这种人最容易脱离群众,若无自知之明,就最容易变为群众的对立面,到这时,就离垮台不远了。难道历史上这种事例还少吗?官僚主义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官僚主义作风又反过来危害经济基础,它会破坏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势必造成人民生活贫困,这样一来不就把人民群众变成了打倒官僚们的强大力量了吗?    所以小节无关、无害论等等,只会助长资产风,最终还是贻误国计民生。

【忆与议】

写下上述这段想法很可能是当时有人只是强调政治评判,而把生活视为小节而不足挂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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