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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返城以后1977〈1〉新年之际的心境 [原创]  

2015-09-24 11:19:23|  分类: 返城以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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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进入1977年的时候,我绝对没有想到那年下半年会进入自己人生中又一次重要的转折期。也许应验了“黎明前的黑暗”之说,1977新年伊始我的心情可谓空前恶劣,

 

1977. 1. 3 星期一 阴,小雪

四小时犹如四季,百感交集

新年来了,新年过去了。过去的一年留给我的,唯有年岁又增加了一年而已……。展望七七年,渺茫又渺茫,一腔肺腑谁人解?!

今天,从上午十点半到下午两点半,四个钟头里,心情犹如飞轮一般经历了一年四个季节。此时此刻,这是多么令人难受的百感交集的时刻啊!

佳音——春

上午十点半,刚看完《洪湖赤卫队》回到家里,为电影激起的滔滔心潮尚未平息,里委干部陈美娟来,说乡办小马将调走,小朱来电话要我下午去找老卞。陈要我立即去乡办。她例举乡办小史、小李等人,认为去乡办有希望于个人。谁知道这仅仅是陈美娟个人的出于好意的臆想呢?在这一乐观情绪感染下,我心中不由得升起了强烈的幻想,心情空前地热烈起来,——

【忆与议】

陈美娟是里革会中分管上山下乡工作的,我在“义务劳动”中与她交往较多,而她为了在黑龙江兵团的儿子搞病退,曾经不止一次让我帮助起草与相关方面的交涉信件,因为她说自己写作水平太低。幸运的是她的儿子病退回沪以后没有多久就安排了工作,而我的工作安排却遥遥无期,所以她对我的情况比较关心,但爱莫能助。当她得知乡办小马(也是病退知青,争取到了残缺的资格而进了“大集体”)调离乡办,需要有人补缺,就力主我“趁虚而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还要我马上就去乡办找负责人老卞。她说的乡办小史、小李等人,均在街道乡办干过,后来都进了“大集体”,又曾经“回娘家”街道乡办看望老同事,所以我在街道乡办“义务劳动”时见到过他们。这也就是陈美娟所说的“去乡办有希望于个人”的由来与含义。

 

夏——幻想

也许要我去乡办抵小马之缺?能这样,也就算了,只是不进组,拿上十元八元的津贴也可“混”上几个月吧。正因为出自这种幻想,忘却了更多:上午去乡办时,老卞不在,仅小朱在,小朱不肯说什么事情。我说你不能透露一点儿吗?这才支支吾吾露了点消息,要我帮忙搞“访补”工作,老卞想找我谈一下,要我下午来。我竟没有重视这一回答:仅仅是帮忙搞一下“访补”工作而已。可是,被好心、乐观情绪深深感染的我,早已不再认真琢磨这句话了。出来又碰到老何,得知小马已作为残缺,进区手工业局工厂。后与父母通话,统一:工作,但不进组。午为里委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为回沪青年举办短训班之通知,一式三份。

交谈——秋

一点半过后,我来到乡办。老卞问起我进组事如何?我直率地说有想法。此时,我已开始心凉了。接着他说了,是暂时借几个月,在春节前后工作较忙的时期帮两、三个月的忙,主要帮忙搞访补工作及回沪青年接待工作。既然不愿意进组,只能又是尽义务、共产主义啰!等等一席话,很不少,但思路纷乱的我,已记不清他的全部话来。然,我的心凉了,凉了半截,最后凉了全部。这是因为,在以后的闲聊中,老卞问我劳配找我谈过否,我说没有。他说他多次去问过,上头讲不来事,没办法的。我的心乱极了。听他讲还想物色一个人来抵小马的缺,就问是谁,说是景安小贾,此人也不愿意进组,云云。后来由于老卞接待来访,话题中断,我心灰意懒地告辞了。心已是秋天一般的了。一席话使人感到极其窒息,闷闷不乐。

冬——恨只恨万恶的四人帮

漫无目标地走在街头,四周的一切在眼前晃过,却全然没有印入脑海,什么都记不得了,心里又一次乱成了麻。

寒风凛冽,雪花飘飘。迎面而来的朔风使人感到冬天的严酷。回想这今天短短几个小时,心境竟愈发觉得寒冷起来。

万恶的四人帮啊,我们要把你们千刀万剐!千刀万剐也不解恨啊!碎尸万段也难平心头之恨!

十年前的如今,正是如火如荼的一月风暴。谁能想到十年后的今天,处于此般境地!

天真、幼稚、纯洁、热情,驱使我走上了插队落户的道路——当初谁想到我们就是在分担国家经济严重困难的重任呢?现在,是明白了,看清了,可是结局也定了。扎根农村,或者扎根上海城市的农村——生产组,这就是无情的回答。四人帮破坏了国计民生,我们挑了近十年的担子了。当然,人人都在分担这副担子,相对而言,插队务农以及进组的青年们担子更重些。

毛主席论十大关系说得多好,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华主席也是这么说的。四人帮破坏了主席指示,今天我们唯一愿望就是在华主席领导下,毛主席的指示能付诸实现。

【忆与议】

里弄干部陈美娟的好意和乐观,使我产生了奇思妙想甚或美好幻想,但是旋即被冷酷的现实打得粉碎。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会“迁怒”于四人帮,没有、也不可能像后来那样想到否定文革、拨乱反正。

此处日记把生产组视为城市中的农村,是值得注意的。之所以把二者等量齐观,原因之一在于它们在劳保福利方面有相似之处。农村生产队是没有病假工分的,里弄生产组则没有病假工资,这对每天七毛钱的生产组青年人是极大的压力与沉重的负担。所以病退返城的知青把生产组视为畏途是理所当然的。

 

1977. 1. 4 星期二 阴,-1℃~-7℃

上午学习,未去。在家,心中实在不快,加上寒冷,一事无成。下午去乡办,乡办召开广播会议,布置今冬明春工作。原定景安贾德耀接替小马,但突然变卦,老卞很急,叫我“定下心来”,我说“不敢保证”。

【忆与议】

景安里委的贾德耀也是一位病退返城的插队知青,其母亲是在生产组工作的,所以也是让自己的孩子逃避进生产组的命运。上文已经提及农村生产队体制和里弄生产组体制的相似之处,插队知青及其家长对生产组望而生畏是情有可原的。想当初跨省插队,到如今还是落得个返城进组,情何以堪?!

 

十多个小时以来,脑子没有很好地休息过。从昨天的“春夏秋冬”,想到去年的春去夏来、秋往冬到,又想起近十年的寒来暑往。一桩桩、一幕幕,搅乱着脑海,绞割着胸膛,真是越想越恼啊,越恼越想,周而复始,循环不止。

少算些吧,从七五年五月以来,我就再也没有享受“劳而应获”的权利。七五年六月到八月的义务,九月到十一月的义务,说不清的零碎义务,更有甚者,七六年五月以来连续不断的义务……。我并不承认自己有那么高的“共产主义”觉悟,我并不甘愿放弃劳动者的一切正当权利。要是说七六年底以前的诸项日长天久的义务多少夹杂着个人的企望而抱有颇大的热情(那是因为前头还有那么一丝似乎值得可以努力争到的光),那么,这次开宗明义地交待了长达两三个月的“义务”(不是工作,任务!)之后,我只能报以苦笑,这简直是无望的努力,毫无毫无意义的努力。

我相信自己还处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之中,所以,用社会主义的目光来思考这一切。

我想到了宪法。宪法明文规定实行不劳动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可是给予我的是什么呢?○,所谓“共产主义”的美名赞扬。这类“赞誉”何尝不是对我心灵极大的痛苦折磨呢?!

我想到了云庄。云庄可谓是相当彻底的程度上忠实执行了宪法。“不劳动不得食”,我有亲身体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更有切身体验。虽然有多年实行了歧视性的同工不同酬,但终究还是劳而获酬的。后来也终于实行了、落实了有关政策,就连我这样一个予以照顾的人来说,也还是实行了按劳取酬的原则,只要是为队里做点事,多少还是得到报酬,合理的报酬,因此,无论多少,多少也使人感到满足、某种程度的满足。然而如今呢?还不如云庄!

【忆与议】

回看当年的对比与思考,很有意思。那是对极端年代里不同的极端表现进行的比较,反映了在极左重灾区上海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号下存在的荒谬荒唐的现象,某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了被视为落后的农村,以至于好不容易逃离了公社体制的插队知青反过来“怀念”农村生产队了。如今,不排除有人会把上述想法断章取义地理解为对极端年代公社体制的赞扬甚至是肯定与支持。

 

我想到了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们要限制“法权”,指的是什么呢?按劳分配、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等等。把这些经济基础范畴说成是法权,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耻背叛。法权、法权观念、法权关系是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早已说得清清楚楚的。四人帮任意加以践踏,把按劳分配中体现的“等价交换”原则这一资产阶级法权说成是按劳分配本身、加以限制,彻头彻尾地破坏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当今许多不合理现象都是基于四人帮这一“高超”理论的。所以不真正清算四人帮的反动理论,是难以尽快补回四人帮造成的损失的。

四人帮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号下,破坏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影响是很大的,后果是很坏的。

上海的毕业生分配中,“全民”“大集体”“小集体”“上农”“外农”不就是壁垒分明的等级吗?四人帮说法权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可是他们不正是拼命维护、发展以至“创造”等级吗?他们哪儿有什么“限制法权”的味儿?

四人帮在上海搞的“家庭工农平衡”,更是巧立名目向人民巧取豪夺。说为了“限制法权”,要使每个家庭的经济收入不至于高低悬殊,就在分配中来个工农比例平衡。他们荒谬到把已经成家立业、单独起居饮食的兄姐也要强加在不幸的弟妹上。按此办理,过去那么几十万个没有务农的家庭岂不也应该来一个“彻底”的“社会大革命”吗?

这些年来四人帮破坏了经济,造成了极大困难,却又接过革命口号加以无耻篡改,来为自己解脱经济困难服务,又利用宣传工具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便利,指鹿为马,把正确的说成错误,把错误的说成正确,搞乱马克思主义理论,搞乱人们的思想。从上到下,弄得是非颠倒、黑白颠倒,思想混乱、政策混乱,人民群众受难,青年更是遭殃。这一切,现在很不少的人还看不清,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宣传、执行。

【忆与议】

上述内容似乎是针砭当时的某些主流说法,但是现在无法找到它们的原文。

  

从想到恼,恼了又想,想了这么些,又重新回到了恼。

就我个人来说,尽管烦恼不已,但只要有所“工作”,就很快会以极大的热情全力以赴。这时,烦恼就暂时被压抑下去,暂时忘却了它。……既然是暂时压抑烦恼,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重新抬起头来,重新进入记忆。    越是有“义务”的欢乐一时,就会使随之而来、重新抬头的烦恼越加烦恼,有增无减。越是“义务”得久,在骤然“失业”之后烦恼就越是来得快而凶。……面对这次两三个月的“义务”,我全然没有以往各次接受“义务”时的热情,而较多地代之以灰心丧气。倘使工作中不能激起一点兴趣和欢乐能压住一下这心灰意懒之情,那么也许就维持不了这两三个月的“义务”。究竟会怎样,和以往不同,我心中无底。

鉴于这种心境,近来我越来越多地实行“杜门不出”的“政策”。我“害怕”见到熟人。即使是在一些人多的场合,我也总是热乎不起来。因为,熟人、同学、朋友总会问起我的安排,而这是最令人不快的问题。我不希望别人来分担我心灵的痛苦,也不愿向人们诉说自己的心声。因为,这一些,都是无济于事的,而只能触痛心灵的创伤。除此而外,岂有它哉?

人为地淡薄与多年的老朋友、老战友的关系,是极为违心的事,也是件令人感到伤心的事。但是为了不至于引起更大的痛心,我只能伤心、违心地办这件伤心违心的事——杜门不出。

啊,时光啊,放慢些脚步吧!你那不饶人的脚步已把我带过了二十多年。而在最近的十来年里,我又得到了些其他什么呢?放慢些脚步吧,时光!还能有几个十年?还能有几个二十多年?

坐久了,写久了,手脚都冷了,身体觉得冷了。这房间的温度很冷,室外二九天气比往年来得冷。灰蒙蒙的天,冷飕飕的风。然而,仅仅是二九第五天呢……

【忆与议】

上述心情随笔好像是一语成懴。在随后的“义务劳动”中、尤其是5月中旬“义务劳动”结束时,我的心情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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