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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平常心回忆无常事

 
 
 

日志

 
 

在“广阔天地”经历“终身难忘”的“大跃进” [原创]  

2015-07-30 17:36:31|  分类: 知青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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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前,2015年的5月初,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主题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征文活动。两个月后,主办者把它更名为“广阔天地终身难忘”。四个字的变化激发了我写作本文的冲动。

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已经三四十年了,许多苦涩辛酸已被岁月时光冲刷淡化,留下的多是苦中求乐的记忆。这种避苦求甜是人类记忆活动中常见的现象;笑比哭好是人性的自然。然而从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更需要的并不是沉湎于骄人的成就,而是牢牢记住惨痛的教训,只有这样才可能避免重蹈覆辙的悲哀,拥抱更多的胜利带来的欢愉。所以,我身体力行,从自己当年的笔记中回顾和发掘那些值得终身难忘的经历与感受。

如今知道“大跃进”的人都明白,那是发生在1958年的事情。我出生于1952年,因年幼而没有真正亲历那场狂热,只是依稀记得上屋顶、敲脸盆、全民动员消灭麻雀等“除四害”场面。初识世事后,眼球曾经被吸引到街头巷尾的墙壁上,有一些斑驳陆离的“钢煤粮棉四大元帅升帐”“赶英超美”宣传画和“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以及三合一的“三面红旗万岁”标语口号。但是对它们并无具体的认知。后来,慢慢晓得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是“总路线”。下乡插队以后,亲身体会了自己置身于其中的“人民公社”体制。至于“大跃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则有异乎寻常的收获——下乡后聆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时,使我惊讶无比的是,“大跃进”岁月竟是他们最苦的日子,家家户户不能起锅烧饭,必须吃大食堂,晚上不能睡觉,必须下田大干,于是就有躲到山上睡觉的轶闻,等等等等。此种另类“忆苦”是断然不敢写下来,以免成为“恶毒攻击”的“铁证”。

然而,当年的笔记中还是留下了我亲历“新的大跃进”。

1969.11.14 星期五 阴雨  晚上队里开群众大会,日内将全力以赴修水库,即水电站。支书今天刚回来,他们到南昌县参观过,说要拿起比58年大跃进更大的干劲来,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这12000土方的工程!为了工程的早日完成,每日要保证130个劳动力参加,同时住在工地上,还要开夜工!

1969.11.19 星期三 阴  刘主任还谈了今年冬季的任务是农业大跃进,口号是拼死拼活地干!其规模要大于1958年大跃进年代。云庄主要是建造水电站等四个战役。他还说,奋战三个月,完不成任务,干部自动下台、罢官!云庄今年后季稻增产4成,弥补了上半年水灾之损失,乃大快人心的好消息。据说下月全国要在我省开万人现场会。

看到日记中如此豪迈的气概——比1958年大跃进更大的干劲、规模要大于1958年大跃进年代——使我目瞪口呆,怎么已经淡忘、没有印象了呢?想来想去,大队支书、公社刘主任是断然不可能提出这样的口号的,所以一定来自上级!到网上查询有关当时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的资料。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有一篇《文史精华》2008年11期发表的《程世清沉浮录》,其中谈到,1969年10月中旬林彪关于紧急疏散的“一号命令”发布后,陈云来到南昌。程世清见到陈云后,就开始大吹特吹起来,说:要在江西掀起一个大跃进和工业革命,让江西这个工业基础较差的省份一年生产六七万辆汽车,还要做到每年上缴国家100亿斤粮食;并说陈云领导中央经济工作时的1963、1964年发展速度太慢。

至此,疑团获解,1969年初冬在江西再一次发动“大跃进”,确有其事,源于程世清!至于当时南昌县如何“大跃进”、下月(12月)全国要在江西省开万人现场会等等,在网上未能查到相关信息。但用1969、大跃进等词在网上搜索,有迹象表明,1969年4月九大以后曾经有过“准备生产大跃进”的说法。

1969.11.20 星期四 阴  晚上,队里召开社员大会。内容是,普及庆曲糖化饲料和修水库两项任务之动员。云庄今年冬季要打四个战役。到12月15日前,是水库筑坝。另外是造溢洪道,约半个月;再有是开山(开发荒山)修田(改造低产田)和修公路。

1969.11.21 星期五 阴  晚上队里分组开会,读了县革会关于一化带七化、两个突破的宣传要点。

区区一个小山村也要打仗似地完成“四个战役”(修水库、开荒山、修田、修路),这样的说法也是当时流行的,这与当时江西省的负责人程世清不无关系。他身为军人(少将),文革中奉命“支左”,掌管江西大权,所以习惯采用军队管理的方法搞经济,留下许多诟病。1969年冬,他还提出“一化带七化”,即“思想革命化带动社队公路化、耕地田园化、灌溉水利化、良种矮杆化、养猪糖化饲料化、运输车子化、路边村旁绿化”。不久,又提出“新农村基本建设模式”——“八字头上一口塘,两边开渠靠山旁,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盖在山边上”。关于“两个突破”,尚未找到详细信息,估计就是指工业与农业的突破。

那年冬天,我插队的云庄村堆起了水库大坝,盖起了发电房,1970-2-12开始了水力发电,为全村提供夜间两三个小时的照明。但是,1971年雨水偏少,小水库“入不敷出”,1971-7-12日记中说:因水库逐渐干涸,水力发电暂停。随后从15日启动备用的柴油机发电,而且从此结束了水力发电,小水库则变成了一个大鱼塘。可见当初一哄而上的微型水库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除了那个水库外,笔记中也有其他方面的记载。

1970. 4. 1 星期三 雨转阴  晚上宣布了三结合科技小组成员,有龙祥、加龙、[下放干部]周、[知青]桂和我。这对我是一个意料不到的事。队里已拨给科研小组十亩试验田。这十亩田从耕到收,全由科研小组包干。另外还要搞气象台什么的。日内将正式开始。

随后的笔记中有“科研小组”集中住宿、向试验田送肥等记载。我还刻意把“科研小组”每天的具体活动记录下来,目的是留下原始数据,但是很快发现没有人关心这些资料。村民们则不屑一顾地说:“我们谁不知道多下肥会增产啊?这也要做试验吗?”我等知青哑口无言,下放干部也当作没听见。他们说的是真话、实话啊!云庄村一直被批评是“老三百”(意为亩产一直在三百斤上下徘徊),原因之一就是缺少肥料,一些山高路远的田块几乎年年无肥可施,加上自然环境条件(如山区的日照、气温、水温等等)对水稻生长和产量的影响,这些可谓老少皆知。所以那样的“试验”很快成为笑谈,短短半个月,“科研小组”人去楼空、无疾而终。

在1970-5-20的日记里我还记下了“大队革委、三队支部、民兵的试验田,亩产指标分别是1200、1400、1100”。当然,后来没有人提起这样的豪言壮语,也没有人追究空话大话的责任。若无日记,我也早就把它们忘记得一干二净,倒是村民们的真话实话至今仍在脑海中回旋。

1970. 5.26 星期二 晴  早工,往牛门口送牛栏粪。上午出猪栏粪,人多事少,竟休息一小时以上!中午12点不到就收工了。下午到3点才开工。社员积肥“刮地皮”,每个底分一百斤。照顾到我们上海青年无此本事,就让我们挑土砖灰8担(每人)至长坑仔。中间休息也足有一小时之多!……社员“刮地皮”,真是“一举两得”,既积了肥,又打扫了环境卫生。

上述日记中的窝工现象在“公社体制”下并不稀罕,而那次“刮地皮”积肥,“照顾知青无此本事”实在是无奈之辞,因为各家各户都是在自己的宅基地范围内“刮地皮”,一大帮知青哪来宅基地?一旦动手“刮地皮”,以一个知青半天工分2分计算,二三十个知青就是四五十分,到哪儿去刮四五千斤肥料?势必诱发“抢工分”的纠纷。至于这样的“刮地皮”,是靠人畜踩来踏去、日积月累而形成的“地皮肥料”,纵然有特殊的肥效,也不可能今年刮了一回,明年还能重现奇迹。事实上,在村里插队那么多年,“刮地皮”也只搞了那么一次。直到八十年代以后依靠化肥才解决了农家肥和绿肥不敷需求的难题。

在上述1969年的“再来一次大跃进”之后,1970年下半年是“更上一层楼”,进一步喊出了“特大跃进”的惊人口号。

1970.10.13 星期二 阴有雨转多云  据说,明年全省要实现千斤,全县也是千斤,小坑片为900斤。

1970.10.14 星期三 阴  晚上无灯。队里开社员大会,支书传达了公社会议精神,明年小坑片是全县重点,我大队生产指标是800斤/亩,比人家低200斤/亩。另外布置了种冬小麦等生产工作。

不记得当年为何“小坑片是全县重点”。“小坑片”包括了小坑大队、云庄大队、拿埠大队等大队,相当于现在的小坑行政村的范围。

我没有在日记里找到那些年的亩产量实际数据。不过,可以从侧面进行一些推算。因为当年云庄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水稻生产这项主业,我们插队的那些年里水稻种植面积也没有变化,所以,每年的工分值与亩产量应该呈同步变动的关系。据此,从那些年工分值的状况,可以反推得出定性的结论:那些年的亩产量一直没有达到过《纲要》的要求——亩产800斤。

1969年,遇到N年不遇的山洪暴发,实在是没有回天之力,代表全年实际收入的重要指标与参数、“公社社员”最终实际到手的工分值(即10个工分折合的人民币)从1968年的1.22元骤然跌到0.88元,打了七折!1969年11月,我们第一次听到再来一次农业大跃进的口号,1969-11-19日记记载,公社刘主任还说“云庄今年后季稻增产4成,弥补了上半年水灾之损失”。这样的话显然是为社员们鼓劲、不泄气。实际上,后季稻在全年收成中所占比例并不高,其种植面积只有早稻的一半左右,所以,即使后季稻增产四成,也弥补不了山洪对早稻带来的严重损失。1969年年终分配时工分值的大幅贬值就是过硬的证据,从中可以推断1969年的亩产量是下降的。1969-12-16日记记载:“各大队都要办土农药、土化肥厂。明年要达到每人一口猪。井冈山地区每亩要增产250斤。”就云庄而言,这样的指标意味着几乎是要翻个倍。可能吗?

1970年的工分值仍然只有0.88元,与大灾之年的1969年居然一致,表明1970年的产量并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新的“宏伟目标”又下达了——云庄大队要达到亩产800斤!前一步都没有跨出去,后一步怎么上得去?这就是那个年代!如此年复一年下达高指标又有什么结果?

继续查找那几年的工分值,对那几年的亩产做一些反推。1971年的工分值曾经恢复到1.20元,但以后又出现下滑——1972年1.12元,1973年(缺),1974年1.09元!另外,我留有1974年早稻入库原始记录的复本,其显示:云庄六队500余亩早稻收获了17.7万斤谷子,折合亩产350斤。通常每年的后季稻面积只有早稻的一半,那么,即使后季稻也能达到亩产350斤,那么全年的亩产也只有500多斤。这是工分值为1.09元的1974年。不难想象,那个年代,跃进又跃进,高喊再高喊,仍然没有达到《纲要》的“过淮河”即亩产800斤的要求。一个云庄是如此,全省亩产超千斤又岂是高喊口号就能实现的?换言之,假如当年只有云庄如此拖后腿,云庄也就臭名远扬了,干部群众都会不得安宁。事实上那里一直平安无事,稳坐钓鱼台,这正好说明云庄村的情况并不是独此一家。

回头再看1970年中秋节之前。“预分”的工分值是0.90元,可是到了年底“决分”时,工分值只有0.88元了,这种“逆转”情况是罕见的,也说明了那年下半年的收成出乎预料地差,后季稻遭遇了极大的减产歉收。把1970年10月底11月初的日记放在一起看就清楚了,其中有两处明白无误地留下了后季稻的产量:4.8亩田,只收到220余斤谷;8.2亩,只有500余斤。也就是说亩产只有五六十斤!而发生这种情况的东边、禾下、拿埠口等“小地名”,都是云庄村的“粮仓”啊!如此凄凉,原因何在?

在1970-11-6日记中写道,“照例是打禾,又累又脏,尽吃灰。”固然,后季稻在收获时较之于割早稻时要干燥得多,脱粒时确有不少灰尘,但“尽吃灰”实在不正常。在1970年双抢日记里说到早稻遇到虫害,收割时有异常的灰尘,所以,1970年的后季稻既减产又有大量灰尘,应该与虫害有关。

1970.11.12 星期四 阴雨转阴  早饭后老周叫我写了些标语,为明年农业特大跃进制造声势。现在又“加码”了:明年要亩产900斤!为此,上级要求半月之内每亩积肥70担。今天又开始开荒,补足60亩缺额。30亩荒地开出来,30亩集田塍大成也。

一个月前的10月14日还在高喊争取明年达到亩产800斤,不到一个月,就“加码”到亩产900斤。实在是把农业生产当成儿戏了,亩产的增加是拍拍脑袋、喊喊口号就能够实现的吗?每亩70担肥又是一声令下就能办得到吗?再说那每亩70担农家肥就能换来亩产翻倍的奇迹?诸如此类疑问,使在我们这些经过两年摸爬滚打的插队知青也一目了然了,所以“特大跃进”这样的口号已经无法使大家再一次“激情燃烧”了。

至于当年的开荒也是劳民伤财的长官命令瞎指挥。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千百年来祖祖辈辈种植水稻的农民们,双季稻已经够辛苦了,想不到还要把难得的喘息之机统统用来种植旱作粮食,真是一年到头“不得闲”了。这样的旱作又不准占用水稻面积,所以,只能寻找一些山坡,砍掉山林树木,种上旱作庄稼。实在受制于人力、体力等因素,就对其中的一半指标采用打擦边球的办法,把水稻田里一些比较宽的田埂(方言称之为田塍)不靠迎水面的一边利用起来,冬天种上蚕豆,夏天种上黄豆,以此凑满旱作粮食的栽种面积指标。记得当时我们就在心里嘀咕不已:这30亩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如此化零为整式的旱作达标之术,也可谓公社社员的杰出智慧。

在1970年“再一次大跃进”中强制性地一律实行“矮杆化”,随之而来的“密植”带来了劳动强度的明显上升。听上去把株距行距缩减一两寸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实际上工作量成倍增加。更不要说从此以后“密植”还上升到“执行革命路线”的高度。这种劳动强度的上升在原本就人少田多的地方会产生什么影响?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1970年的春插居然直到5月15日才最后结束,此时立夏已经过去了9天!而1970年春寒使开插推迟了数天!无疑是对早稻的沉重打击。及至双抢时,后季稻又滞后了八天完成插秧。如此恶性循环,导致全年粮食产量彳亍不前是不难理解的。

偏偏在秋收以后又一次喊响振奋人心的高昂口号要“实现农业特大跃进”,真是不可思议!有一点不言而喻——那些年,纯属长官意志瞎指挥的“大跃进”是高喊了一次、一次、又一次,而早在1956年提出的1967年“跨黄河、过长江”宏伟目标则是过期、又过期、遥遥无期……。

上述“再一次大跃进”“特大跃进”随着林彪集团覆灭而偃旗息鼓,但是“大跃进行动”的结束并不等于“大跃进思维”的消失,而是阴魂不散,就连“识字青年”的“新鲜事物”青年队也“难以免俗”。1975. 3.17的日记中说,1974年年底成立的独立核算的青年队在“规划”中提出了许多宏伟的目标,其中包括三年之内实现三不弯腰。

当初下乡插队以后,知青很快饱尝了拔秧、插秧、割稻这三大农活的弯腰滋味。提出在三年内做到都不弯腰,那是何等的鼓舞人心!但是,在没有技术、没有设备的情况下、更没有发展经济的大环境,单凭冲天干劲、巨大热情,那样的美梦注定成为水中月、镜中花。反思当年被说成是有知识的青年,在下乡六七年之后,依旧说出了那种没有知识的大话,这是什么样的“再教育”结果?动辄“×年实现×××”的目标口号,虽然不再像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那样响彻大地,也没有七十年代初江西大跃进时期的强制命令,但是那种大跃进的思维方式继续存在,更谈不上得到根治。

1975年提的那个三年很快过去了,三弯腰依然如故,而知青却开始了大回城。即使是三四十年以后,三弯腰还是没有彻底解决。已经步入老年的“知青”回访山村时,再度激情挥镰,重温弯腰辛劳……。而当初那样的大话无人提起,还不用担心承担任何责任,也没有人深入回顾思考。

那样的大跃进思维方式,直到新世纪还可以看到。我就职的一家国有企业,在本世纪初提出“三年内建成国际型工程公司”。结果,别说三年后,就是十年后,又有谁承认它是国际型工程公司?尽管提出那个口号的负责人并不是“识字青年”,而且是恢复高考之后的首届大学毕业生,但是思维方式却不约而同、殊途同归,这说明大跃进思维的影响是很深远的。肃清极左,任重道远。

如今在一些“知青”媒体上或口语中,满贯耳廓的是“知青历史知青自己写”“把艰苦奋斗的经历告诉后代”,可是,真正有意义的是反思省悟。回味曾经的辉煌,固然值得兴奋,但是正视失误、汲取教训更有意义、更加重要,不回避曾经的过失,不掩饰曾经的幼稚,不否认曾经的无知,才利于避免重走老路、错路、歪路、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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