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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城以后1976〈11〉百万人欢送四十人? [原创]  

2015-05-09 06:08:33|  分类: 返城以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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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976年3月底,我对异乎寻常的欢送知青下乡,联想到当时的反击右倾翻案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理论”话题,写下了一千余字的笔记。

 

1976. 3.27 星期六 转多云

下午到里委写3-29百万人欢送40余位知青赴黑龙江用的横幅、标语。

1976. 3.29 星期一 阴雨

下午百万人欢送,因无雨伞未去。

【忆与议】

刚看到3月27日“百万人欢送40余位……”时,我以为那是笔误。岂料,29日再次出现“百万人欢送”的记述,这使我确信并非笔误。但是,这需要更多的佐证。我从《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一书中看到: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下午,市委、市革委会领导及数十万群众,欢送80多名青年赴黑龙江插队。(《坚持上山下乡干革命  有力反击右倾翻案风》,《文汇报》1976年3月30日,第1版)

由此可见,确有其事。虽然我的日记与《纪事录》相比在数量上略有出入,但是没有本质上的差异。而数量上的差异,原因在于那个时代的宣传特色。在宣传和发动欢送者的时候,是以百万之众的说法来聚集人气、激动人心,所以一直到基层的里委会都是这样的“统一口径、舆论一律”;到了新闻报道的时候,则用“数十万”这样模糊不清的说法,有可能是宣传部门觉得以百万之众欢送几十人实在太过分,犹如天方夜谭乃至笑话奇谭,也有可能是实际到场人数相当可怜,羞于启齿。

不管是数十万欢送八十多人,还是一百万欢送四十多人,那样的事情出现在上山下乡运动整整七年之后,说明了什么?想当初,运送知青跨省下乡的火车,都是每列一千余人的满载列车,而到了1976年初春只有区区数十人,连一节车厢都坐不满(当年的硬座车大多是一节车厢104座)。这样的悬崖跌落,足以说明上山下乡运动已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尤其是跨省插队,在1973年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发出之后,上山下乡政策有了重要变化,京津沪三大直辖市不再有跨省插队的硬指标,所以能有数十人到黑龙江插队,实在是杰出的“反潮流”“奇葩”,再不“倾城而出”地热烈欢送,就很难表明“坚持上山下乡道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正确方向和坚定立场,然而,它又何尝不是一种回光返照呢?

至于当年我以没有雨伞为理由而缺席欢送活动,也是真真假假、亦真亦假。当时家中雨伞紧张是事实,因为爸爸妈妈弟弟妹妹上班上学,人手一伞,就要五把,常常还出现备用伞留在单位的意外,所以“赋闲在家”的我遇到雨天无法出门的情况不在少数。这是可以用于解释缺席的上得了“台面”的理由。而不能公之于众的,是自己内心深处对那种欢送活动的抵触情绪,受到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莫大压力,我也不敢如实记录在案,只好停留在“理论学习与讨论”上。以下就是当年当天留下的笔记。

 

又重新看了一下去年的“两论”,还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通信”。有些问题通了,但有些问题似乎又糊涂了些。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怎么限制?笼统地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可是具体有什么方法呢?也许就是干部下放、知青务农等等。如果再具体、深入一步呢?我看,大概主要就是“经济收入”方面的“限制”的意义了。不说别的,只说上山下乡。从最近几年的毕业分配来看,上山下乡的政治意义只是务虚的,在必要时唱几句而已,大家在根本上着眼的还是“家庭经济情况”。所谓的工档农档、硬档软档,哪里还有半点政治意义,纯粹是谈经济:某某人全是上工,应当有一个外农了;某某人外农有二个,这是响当当的全民上工,……每当毕业分配的高潮,充耳尽是此类名词。细想一下,当今还存在工农差别,存在全民、集体、小集体之间的差别,那么,今天就是利用这些差别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的表现,来限制各个家庭的经济收入,即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方面的表现,简言之,就是用资产阶级法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妙不可言的是,去年的这时候,我在云庄与刘、程、陆等人争论的恰恰是这一个命题:用法权限制法权。看来我得承认自己的眼光不及他们几位——现实生活证实了这一命题。但是,我又要问:按这种说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岂不又成了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体现了吗?这真是越搞越糊涂了。

我越来越觉得,现在的毕业分配或工作安排中,无一不是以经济收入为着眼点的:一个家庭里,上工多了,就要有一个务农的,这就是说“农”的收入低,要用低收入来抵消一下众多的“工”的高收入,由此来保持与那些务农较多的家庭的平衡;反之也是如此。这是工农之间。在上工中,又按全民、大集体、小集体来分档,某家庭全民多了,就要安排大集体或小集体了,不然又会出现不平衡。表现在时间上,一个家庭中,全民越多,那么等待分配的子女就越倒霉,就够等待的了……。这样搞法,就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了吗?在大张旗鼓地宣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今天,看来唯有在这家庭经济收入上是具体地落实了的。(不管这种限制是否真正地限制了法权。)就是说,在分配方面算是限制了法权。那么,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呢,在所有制方面?似乎并没有类似的“硬碰硬”措施。各种各样变相的走后门,越演越烈,无法遏止。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所有制方面,不说别的,就说“扎根生产组”这一句口号吧。生产组这种怪物,之所以奉若至宝,大概是因为它也可以连得上限制法权这一重大政治内容的,所以还要巩固它,至少是要保持它(不说发展它吧)。当然理由还可以堂而皇之的:法权嘛,只能限制,还不能完全消灭。在这种自圆其说的铜墙铁壁面前,看来是打不破的了。

因此,关于这两方面的“限制措施”还是着重在政治思想工作上。但始终不能找到满意答案的是:为什么走后门之风不但没有刹住,反而愈刮愈烈?它的风源又何在呢?仅仅是旧传统观念的影响吗?为什么这一种旧传统观念会根深蒂固、会蔓延滋长呢?为什么会在限制法权的同时偏偏愈演愈烈呢?总而言之,根子究竟何在?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已经渗入到人们政治生活中的走后门之类的资产阶级作风,不能不从经济上寻找它的根源。如果我们的生产能够基本上适应生产扩大的需要,基本适应人民消费的需要,试问,会出现那么多千方百计到处钻营的走后门或投机倒把吗?生产必须更大步地前进,才能适应这种需要。存在决定意识。不是吗?许多人正是不得已找后门的,不然的话,自己负责的部门生产就会上不去,自己负责的地方供应会发生困难……。如此等等,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

“我们不是不要发展生产,而是究竟怎样发展生产?是什么路线?”的确如此。苏修那一条路万万走不得。但是,出现修正主义并不只有那一条路。不走苏修的路,还是可能殊途同归。“苏维埃新贵们是怎样生活的”之类的报道是很多的,在人们中起了些什么反响呢?“我们也差不多了嘛!”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中国还会有可能出修正主义。这句话,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其他政治口号也是如此。就是连基层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们,在限制法权的口号提出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整群众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而群众中要求他们深入群众、参加劳动的呼声则置若罔闻。群众所希望的,是他们能改变作风、改变做官当老爷的态度,真正成为一个普通劳动者。这种要求,正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但他们……。

我不愿再写下去,因为不愿再想下去。诸如此类的东西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的头脑中,可是每次都以一团乱麻告结束,每次都给自己投下不愉快的心理。

【忆与议】

笔记中提到的“去年的‘两论’”,指的是1975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刚刚开始的时候,姚文元、张春桥先后于3月1日、4月1日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当年就感到这样的理论学习,越是联系实际,就越是糊涂,因为那样的理论无法解释实际现象,更不要说解决实际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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