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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方志中“日期前挪”的解读 [原创]  

2015-03-06 12:16:10|  分类: 知青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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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事录》读后感之七

在写完《闻所未闻的“上海生产建设兵团”之后,对《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的“一九六八年”重新作了一次通读。当初我对其中一个为数众多的现象——上海知青跨省插队的日期在新方志里被提前数个月——感到大惑不解(详见《有感于对新方志的引用),此番颇有温故知新的感受。

§1

近几年来我在回顾和思考上山下乡运动的亲身经历时,逐渐沉淀出一个感觉:当年京津沪等大城市在上山下乡决策过程中并非步调一致,上海当局有着与京津明显不同的表现。对此,“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现在似乎获得了初步的结果,从1967年6月到1968年7月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1】1967年6月,传达到里弄居民的“正式消息”是,一两个月后确定中学生分配方案。(参见《不可忽略的“孕育期”)。后来不了了之。

【2】1967年10月起,上海的中小学开始“复课”,突出了“教育革命”,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上山下乡。随后又转入“阶级斗争主课”如“清理阶级队伍”等等。(参见我在2012年整理的《我的一年间——1967-10~1968-11亲历“复课闹革命”》)。

【3】至迟在1967年11月中旬,上海市革委会向中央呈送筹建“上海生产建设兵团”的请示报告。1967-12-06,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在市革会的讲话中,坦承自己对上山下乡是“保守”“右倾”。

【4】1968年4~6月,上海市革委会派出赴江西、黑龙江建立“飞地”式知青农场的考察队。但到7月被否决了。(后两条参见《闻所未闻的“上海生产建设兵团”》)

如今在新方志里是看不到上述史实记载的。但是,在把上述时间点联系起来品味思索,形成上述“时间表”,又一次想起了新方志里屡屡出现的上海知青跨省插队的“日期前挪”现象,产生了一个新想法,那些“日期前挪”是怎么发生的?

我在《有感于对新方志的引用》中列出的“日期前挪”是——

1968年8~9月,上海知青到内蒙古插队,涉及4个县(旗);

1968年10~11月,上海知青到江西、吉林、安徽、贵州插队,涉及4省6县。

另有若干含糊其辞地说1968年或1968年秋、冬,上海知青到江西、安徽、内蒙古插队,涉及3省7县。

总合起来就是内蒙古、吉林、安徽、江西、贵州这五个省份,有明确的月份中最早是1968年8月。这个时间点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它与上述“时间表”的结束点1968年7月是前后衔接的!

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

§2

我曾经对“日期前挪”的那些日期感到迷惑不解,现在觉得不能不对1968年8月这样的“疑点”再做一番考察与思索。

毫无疑问,它们都来自新编地方志。作为地方志,记载历史事件,不仅时间要素是不可或缺的,还应该是尽可能准确的。要做到这些,离不开编写地方志的基本依据——档案资料。那么,那些档案资料的情况如何呢?

我的一个插友告诉我,她在九十年代进入县档案局后发现,一些公社在插队知青大返城之后就把有关档案资料处理掉了,理由是“知青都回去了,留着还有什么用,白占地方啊”。这一状况使我大为吃惊。再细想,八九十年代以前,档案系统的管理远未正规化、规范化,尤其在老少边穷地区。因此,档案资料很难保证都是完整的。九十年代以后要求各地编写地方志的时候,一方面是自上而下地要求有上山下乡的章节,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地失却了有关的原始档案,或者很不齐全。这种“先天不足”即无米之炊、少米之炊的囧况,造成新方志里“时间要素”上的模糊乃至混乱,也就不难理解了。而我的置疑之处恰恰都来自知青接收地的县志!

但是,我不相信那些县志都是信口开河或胡编乱造,不大可能没有点滴“依据”。产生这种想法是因为我看到《纪事录》里第4页有这样的一则纪事——

对新方志中“日期前挪”的解读  [原创] - 网中人 - 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虽然它说的是1968年6月黑龙江决定接收京津沪的知青,并且与插队无关,但是“省革委会常委会决定同意接收”这样的表述,引起了我的注意,产生了联想:当年接收知青的县份,一定都会事先收到来自上级革委会的正式文件,而这样的上级文件(县级及以上级别)是不会随意散落在归档文件之外的。但是,后来接收和安置知青的具体操作过程发生在县和县级以下,相关的下级文件、基层文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它们散失的可能性大得多。这就成为数十年后修编地方志时孕育“日期前挪”的温床——如果是“无米之炊”,则作模糊化处理(如1968年秋、1968年冬乃至1968年);如果是“少米之炊”,就把当年同意接收或下令接收知青的日子当做当地开始接收或知青到达当地的日子,这就是“日期前挪”的现象。

上述联想的前半部分在《纪事录》的第16页上得到验证——对新方志中“日期前挪”的解读  [原创] - 网中人 - 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方志中这样的表述说明,当年确实有县革委会给下级发出了接收知青的文件,但是那个日期仅仅是发文的日子,不明就里的人就理解为从1968年11月就开始有知青到贵州荔波插队了。实际上,知青离开上海的出发日期是1969年3月的事。这样的事例很可能具有代表性,因而也体现了上山下乡工作及其档案资料的特殊性。

再就档案工作的普遍性而言,即使是相对完整的某一事件的档案资料,通常是起始阶段的文件、执行过程中阶段性的文件、结束阶段的文件,而不会是该事件从头到尾、事无巨细的“全息”留存。

所以,事过境迁之后要依靠档案资料来复原历史,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把方志——它是对原始档案的加工——看成是“提供了最客观、最直接、最真实、也最原始的史料”则是言过其实的夸夸其谈,抑或无知者的无畏(无谓)之说。切不可成为方志的盲目迷信者,而应该把方志看做深入挖掘原始档案资料库的向导,因为透过方志可以使后来的研究者了解编制方志的时候有哪些“原料”。

§3

以上思路也可以用来解读除了插队以外的“日期前挪”现象。例如:在《纪事录》的第8页有这样的纪事——

对新方志中“日期前挪”的解读  [原创] - 网中人 - 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看起来是顺理成章的——在上述时间点(1968年6月黑龙江决定接收京津沪的知青)之后,开始出现上海知青赴黑龙江的记载,最早的是1968年7月。然而,这个日期与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当年上海市乡办的统计资料无法吻合,那份档案里表明上海知青赴黑的最早出发日期是1968年8月。

由此可见,“大事记”“农场史”也把“日期前挪”了一个月。很可能它们的编写者看到的兵团农场的档案资料是当年收到的上级在7月份下达的接收知青的文件,而知青真正抵达的时间是在8月份。其间有一个月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比插队的情况要短一些。新方志显示的上海知青到内蒙古插队的日期最早是1968年8月,实际上是1969年3月,“时间差”达7个月;大批上海知青到江西、吉林插队,新方志显示的最早日期均为1968年10月,实际上都是在1969年3月,“时间差”为5个月;上海知青到安徽、贵州插队,新方志显示的最早日期都是1968年11月,实际上分别是1969年1月和3月,“时间差”分别为2个月和4个月。

无论是去兵团农场还是去插队落户,无论是农场史、大事记还是新方志,都出现了“日期前挪”的现象,但是“时间差”有明显的差异,这样的现象似乎又可以成为一个“聚焦点”了。

我想起了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我们面对历史,如果要研究它,就需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注〗本文§2、§3中所说的“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当年上海市乡办的统计资料”及“实际上”的数据均来自《世运与命运——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增订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的“附录一”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228-1-32,上海市下乡上山办公室编制的“一九六六~一九六八届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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