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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平常心回忆无常事

 
 
 

日志

 
 

返城以后1975〈15〉感到怵目的字眼 [原创]  

2015-02-03 19:31:36|  分类: 返城以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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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道乡办组织的“访问回沪青年”工作结束后,里委会有意识把我留在里弄里工作,所以继续叫我“帮忙”,在各种打杂的过程中,我又看到了不少自己觉得不可思议的现象。

 

1975.12. 1 星期一 转阴

上午去居委,陈美娟交给任务:抄写大字通知(回沪青年电视讲座),一式六份。下午去居委,写一欢迎回沪青年之横幅;与郭万英张贴通知;与小金印回沪青年活动通知。

1975.12. 2 星期二 晴

下午去居委写标语,此前按陈美娟吩咐到乡办找老卞,关于讲用团发言稿材料编写事。其间,王得海来,问及我与弟弟身体情况,区里要组织一个慰问团去安徽慰问下乡城镇居民,各街道1人,10号左右出发。末了,卞要我做好准备。……后回里委写标语。即毕,康惠琴来叫去济南食堂写标语。郭忆红、王得海亦在。写完回里弄,陈鼎如要我帮忙搞“向阳大院”;另外,月中还要去派出所帮忙;我安排事,居委已讨论过。晚上与陈鼎如、娄阿香到本小组1~3号访问在职职工至9时。

【忆与议】

日记里涉及了不少人物,依次为:陈美娟是里革会负责上山下乡工作的;郭万英是居民大组长;小金(金德康)是病休青年,已经进生产组,但只是挂名,是团支部的“专职工作人员”之一;老卞(卞金山)是街道乡办负责人;王得海是街道的书记;康惠琴是街革会某部门的,接触很少,几乎不记得了;郭忆红是街道调配组负责人(掌握病休青年和病退知青的工作分配大权);陈鼎如是里革会主任,娄阿香则是居民小组长、退休工人,她们两人是想让我也参加“向阳院”工作(关乎青少年的课外活动、退休职工的教育管理甚至在职职工的业余生活)。

由此看来,当时里革会是已经认定我将留在“地区”从事各种事务了,街革会似乎对我家病退回沪的兄弟俩感兴趣(我弟弟在1973年底病退回家后进了生产组,由于“能说会写”而逐步成为“联管组”系统的文宣主力之一;我在1973年5月工伤后回沪治疗期间就曾经为里革会当“抄手”,1975年病退尚在“进行时”就到街革会派出所制作人口登记卡而受到好评),以至于打算择其之一代表街道去慰问下乡的城镇居民。不过,此事后来没有了下文,我的大脑中也没有相关记忆。如今对当年上海曾经有过赴皖的下乡城镇居民,颇感稀罕,因为不曾看到有人言及此事。

 

1975.12. 3 星期三 晴,多云,热

上午去居委写了两条标语。……1:30在301会场参加街道“传达贯彻市委16号文件大会”,3:30结束。

1975.12. 4 星期四 阴

上午到居委,挂欢迎回沪青年横幅,与陈、娄访毕六小组在职职工(37/4)。午制八大组六小组在职职工情况分析表。……下午去居委助印《红星》,图书室制卡。施用进来联系宋勇母亲事迹。晚上八大组六小组召开退休工人、居民、学生会议,传达市委16号文件,冷场而终。

【忆与议】

此处说到传达市委16号文件居然以冷场告终,现在无法查到那个文件是什么内容。日记中的“301会场”在当年卢湾区东南片的街道里弄系统中颇有名气。之所以称“301会场”,是因为其门牌号是复兴中路301号。它位于复兴路黄陂路的拐角上,属于嵩山街道的范围,与黄陂路一路之隔就是吉安街道,附近还有济南、顺昌等街道。它所在的建筑物是人民银行卢湾办事处(分行?支行?),会场只是其中的一个楼面,座位和音响设备都相当简易。

 

1975.12. 5 星期五 阴,夜雨

上午到居委,登记图书目录。下午与施用进及陈美娟同去沈翠芬家,采访其支持子女上山下乡事迹。与施聊谈许久。后与陈玲凤修补图书。……晚上团支部组织生活。

1975.12. 6 星期六 阴有雨

下午拟写沈翠芬事迹(宋勇之母)。至晚十时毕。

1975.12. 8 星期一 阴雨

上午去里委,将沈翠芬事迹初稿交与乡办小施商讨。下午去里委,登录图书。晚上参加在兴华小学召开的送子务农家长会。

1975.12. 9 星期二 阴

改沈翠芬事迹,写八大组向阳院小结。

1975.12.10 星期三 阴冷

上午写十一大组向阳院小结,改完、誊清沈翠芬事迹及八大组小结。午后去居委交小结;去乡办交“事迹”,卞、李、施等在。

【忆与议】

上述捉刀代笔的作品也有留存的,另行整理晒出。

 

1975.12.11 星期四 晴

上下午居委修补图书,下午陈玲凤亦到。

1975.12.12 星期五 晴

去里委,首次去因无装订工具,无法按原定计划与陈玲凤一起装订图书而回;后去为刘载英病退座谈会作记录。

日前听说陈玲凤已安排,一打听,原来此人已从黑龙江回来九个多月了,迄今刚刚被通知去体检,分配去向是烟糖业。

九个月,这是多么令人可怕的字眼。原先我存在着不管什么地方(包括生产组)越早些参加工作越好的愿望,看来要由这种可怕的挨日子取而代之了。看来将要违心地被迫接受这种“义不容辞”的待遇了。

想到这些,便好生自悲起来,心中积郁,就外出逛逛罢。来到老西门,首先跃入眼中的便是房地局12-9刷出的大标语“热烈欢送又一批68届半工半读中专技校毕业生赴海丰农场干革命!”尤其使人感到怵目的是,笔者有意将“68”两字写成空心字,不知用意何在。此种疑问顿时占据了稍感松动的心境,欲穷谜底,却又不由自主地回到了自己的事上,于是一切都复原了,再无快乐可言。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便会变成无穷的物质力量。理论要掌握群众,首先是要它本身的彻底。理论不彻底,便不可能真正掌握千百万群众。就上山下乡而言,迄今七年,究竟有多少真心实意的支持呢。通过前一阶段的工作,给我的思想上只是增添了一些阴云而已。我终于在这一“领域”里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先进事迹是可以“稍许夸张”一下的,可以“适当夸大”一些的。呵,原来如此,我只感到又碰壁了。因此,我也不得不怀疑起这一“领域”中的“先进事迹”来:无非是为我所用地收集一些事情,加以艺术想象,加工而成的罢了。为我所不须的,则一概掩盖之。再联系到这些68届毕业生,时隔七年才“分配”,真会叫局外人感到惊讶。且不论当时的一片红究竟属于什么路线,也不论上山下乡中的许许多多实际问题(至今并未解决),就拿对退回沪的知青的处理来说吧,岂不体现着某种歧视吗?尤其是对插队落户的青年,一概不作工龄计算这一条规定是多么触人心境啊!这四五年以至七八年的艰苦奋斗竟然被宣布为“无效”。倘若能及时安排,倒尚可稍微息气一点,却偏偏要呆上一年半载,非如此不可,真令人感到不解。这种种处置方法不正是明明白白地将插队落户、上山下乡视为低级吗?

说到安排,却还有什么全民、大小集体之分。此中小集体,似乎可以作为一种“怪现象”的,而集体与全民之间的差别,在目前条件下究竟还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总得不到正式的答复,只能时常作为自己“无业”的大脑“个体加工”的原料而已。

【忆与议】当年我的“个体加工”是我独立思考的新起点

这一次心灵打击,起始于得知从黑龙江兵团病退回沪的知青已经为工作安排苦苦煎熬了九个多月,而意欲上街散心,偏偏看到欢送68届中专技校毕业生去海丰农场的宣传标语,再联想到乡办系统的作为以及病退回沪知青的遭遇,不能不对如此这般的上山下乡产生极大的疑惑,进而对全民与大集体以及小集体之类的体制产生偌大的疑问,并借用经济体制的用语“个体加工”表达了自己决心独立思考。

对上述日记里说到的68届中专技校毕业生,我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根据近几年在网上看到的知青叙述,在68届中专技校毕业分配时也刮起了“上山下乡一片红”的狂潮,他们之中有到甘肃农村的,但是在“通知书”里已经明确“先参加农业劳动锻炼一年左右,再分期分批进当地工矿企事业单位”,而且有一个特殊之处——他们的“通知书”是由上海市革委会知青办盖章发出的,而不是像普通的中学生收到的“通知书”是区革委会知青办盖章发出的。所以,那些中专技校学生并没有计入上海的上山下乡的人数!至于为什么直到1975年才“姗姗来迟”地出发去海丰,很可能是被动员和动员这两方面几经“博弈”的结果,既去了外地又属于上海,因为海丰农场是上海在江苏的一块飞地。

此外,上述记录也表明,当时上海的病退知青要想谋得一份工作何其难也,与1979年“大返城”之后的情况大相径庭,这说明“大返城”不只是终结了上山下乡运动,更与推进城市经济体制的转型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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