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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略的“孕育期” [原创]  

2015-02-21 19:37:41|  分类: 知青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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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事录》读后感之四

根据《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卷首的“凡例”中的第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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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的“时段定于1968年至1981年”,其“根据”是:国务院知青办《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的结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或许受制于凡例的篇幅,没有能够具体阐述“文革十年”与“1968年至1981年”这二者的关系,以至于使人觉得突兀和牵强。虽说是把“时段定于1968年至1981年”,实际上收集的资料也还是有超越上述范围的。例如第2页就有一个重要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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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注”里说到的事情就发生在1968年之前。所以,把时段的起点限制在1968年是值得商榷的。

我是孤陋寡闻,第一次知道有朱锡琪《工作笔记》,但是对朱锡琪其人并不陌生。他曾经是上海滩的名人。但是他的地位并不高,不是市革委会负责人,在1968年发起“4-12炮打张春桥”之后即告失宠。再看朱锡琪《工作笔记》,1967年11月记载的“上海要求和江西或安徽联系去,安家落户”,到底是学生的要求、还是市革委会的要求,语焉不详,应该查考原文。因为这和上海市革委会当年的作为是有很大关系的。尤其是与当时上海的一把手张春桥有关。目前在网上流传的张春桥在文革初期的一些讲话中,就有他1967-12-06在上海市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有这样的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你往哪儿送?没有落实。北京要去内蒙、新疆,要中央文革去开会,中央文革没有去,也没有表态,消息也不发。教卫组要把复课闹革命抓起来,先把 90 %以上的人安排下,上海真正要上山下乡的人恐怕不多的。我很保守,可能右倾,估低了群众的觉悟,如果你带了群众往前看,抓阶级斗争,顺便解决这些问题,那就好办一些。”(转引自 http://pjq.shzq.org/Thread.asp?tid=14050   )以当时张的身份和地位,上述说法无疑会影响到上海当局的决策和作为,但是现在无法确认这些信息的真伪。 

不禁联想到《纪事录》收录的资料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来源——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下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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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没有可能从该文库中找到张的讲话呢?

退一步说,即使那些在网上流传的内容得不到确认,也还有“民间笔记”反映了1967年夏天上海当局就在筹划分配积压在校的中学生。我从祖父的日记中看到这样一条记录——

1967年6月29日,天阴……午饭后一点半,参加居民小组读报活动。内容是,6月23日解放日报载山东革委会十条,27日解放日报载“两种革、两种保”。……再读毛主席语录……。再传达文件,文革去年开始时打算大约半年结束,但是到现在已经一年多还没结果,大概还要延长一年。对于学生分配工作,大约还须一两个月以后。现在有两个方案,还没有确定,(一)先劳动,后分配工作,(二)直接分配到工作岗位上。到时决定后再公布。希望每一个家长注意。

当年的里弄居民小组读报活动,是把退休职工和无业人员组织起来的政治学习,所以,他们听到的是社会最底层都可以得到的正式说法,也可以认为是当时必须掌握的最低限度的“政治常识”。当时我祖父属于无业人员,已过花甲之年,一直认真规矩地参加上述活动。之所以会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是因为孙辈中有我这个67届初中生。先前他指望我能够读完初中以后考高中、考大学,岂料这一美好愿望到1966年6月就化为乌有了,所以,祖父就很自然地关心中学生的毕业出路问题,而且“记录在案”。但是,曾经在1967年6月允若一两个月以后公布关于学生分配的决定,并没有如期兑现,而且进一步拖宕了一年多,直到1968年夏天才启动66、67届中学生的毕业分配。

如今的“当代史”中,多是在谈了1966年6月开始“停课闹革命”之后就“一跃而过”到了1968年夏天开始的毕业分配乃至“1968-12-21指示”卷起的上山下乡狂潮,对两年多的时间里与“毕业分配”相关的政策和文件,一概避而不谈,有关的史实也没有出现在九十年代编修的方志里。因此,深入研究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一定要在“起始点”上就有所突破,再也不能拘泥于1968年。换言之,1966、1967年是“1968~1981上山下乡运动”的“孕育期”,不可轻率撇开。

再说,事实上,上海在1967年也出现了自发的跨省插队。就人数而言,远不及朱锡琪《工作笔记》中所说的北京到1967年11月有4000多人报名、已批准1500多人,上海只有四五十人(来自川沙县和静安区,目的地是江西井冈山拿山公社,属于井冈山的中心地带)。这不仅是值得关注的地区差异,而且发生在1967年,所以不能排斥在上海知青史之外。

在《纪事录》的第2页上,还有这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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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文汇报的报道,很可能是为了呼应1968-4-4关于大学生毕业分配的中央文件,然而它涉及的是1962年到崇明农场“插队落户”的高中生。这就产生两个看点:一是高中生,属于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二是插队落户是到农场而不是人民公社生产队。在上山下乡运动狂潮出现以后,高中生和初中生的界限消失了,到农场去被称为“插场”,而“插队”则是专指下乡到公社生产队,所以此“插队”非彼“插队”。

该信息提到了1962年,就使我联想到一件事——

在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有一条一九六三年的大事,“上海市安置知青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内容如下: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国务院农办安置办公室工作组报告称:解放初期,上海市区人口419万人,1963年人口增至636万人。市委决定争取维持现有水平,控制住人口增长。如果按提倡节制生育以后的1962年自然增长率1.8%来计算,每年最低要增加11~12万人,还有正常迁入的约5万人。也就是说,使市区人口稳定现状,今后每年需要迁出10多万人。

据上海市教育局和劳动局的规划,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仅初中毕业的学生即达74万人,其中可以升学的有22万人,占29.7%;在本市安排就业的13万人,占17.5%;不能升学就业的39万人,占52.8%。如果加上高中毕业生和社会上新成长的其它劳动力,待业人数更多。

1963年,上海市计划减少13万人,争取完成15.5万人,其中还乡生产和整户插队安置的9.2万人到11.1万人,占外迁总数的70%左右,这是上海压缩城市人口的主要去向。市政府曾尝试向郊区人民公社分散安置3千多名学生,但后来大多数都跑回来了。市有关部门认为,分散插队这条路必须慎重。因此,解决社会知识青年就业这副繁重担子,在上海市的范围内肯定挑不起来。上海市要求中央和华东局作出跨省安排,最好调配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参加生产和支援边疆地区的其它方面建设。国营农业企业要把接收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作为一项长期任务。

这是迄今为止极少见到的关于五六十年代上山下乡历史的“负面信息”,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场合有人披露具体的内容和细节,在上海地方志中对那件“往事”也是难觅踪影。就上山下乡历史来说、被认为是极左重灾区的上海恰恰在文革之前就有过插队落户方面的“惨败记录”,而且当时上海“市有关部门认为,分散插队这条路必须慎重。”联系到12-21之前上海在跨省插队方面的“畏葸不前”,更觉得没有理由把上海地区的上山下乡运动起始点限制在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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