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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解开了一个疑团 [原创]  

2015-02-15 19:27:56|  分类: 知青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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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事录》读后感之二

近日阅读《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以下简称《纪事录》),在对某些新方志产生质疑(见《有感于对新方志的引用》)的同时,也有可喜的收获。首当其冲的就是,基本上解开了积压在我心中多年的一个疑团。大约在2012年,我在“上海地方志”网站上看到《上海青年志》,其“第三篇 青年运动”的《专记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头有如是说——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6268/node66277/node66329/node66390/userobject1ai62337.html

“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两年,本应毕业的1966、1967届学生仍滞留在学校。从1968年开始,上海对这部分学生进行分配。1968年7月2日,市革命委员会在虹口体育场召开“上海市1966届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动员大会”。(据统计:上海1966届初中毕业生共149669人,高中毕业生共30970人)7月8日市上山下乡办公室成立(9月份办公室的工作划归市革委会郊区组),各区县和街道、镇也先后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和知青工作组,各中学成立毕业生分配工作组,开始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7月27日,上海首批赴安徽插队落户的红卫兵出发。8月9日,上海首批赴黑龙江务农的红卫兵出发。〖下略〗

对此说法我很惊奇。因为我和我的同学、插友对1968年“12-21”之前上海的上山下乡是亲身经历的,对66、67届的同学到黑龙江兵团、大丰农场、江西插队等“上山下乡干革命”的情况都有记忆或文字记录,唯独不记得有过1968年7月首批赴皖插队的事情。

我曾经查过《世运与命运——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附录一”,那是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办公室”编制的数据统计,它的特点是按照一定的时间段及来源和去向进行统计,其中表2、表3、表4的内容都是“12-21”之前的情况,不仅有去兵团农场的数据,也有各次插队的数据。表3中不仅包括有组织的千人赴赣插队,也有自发的“微型”赴河南、青海、福建插队(数人到数十人不等)。可就是找不到《青年志》所说的“1968-7-27首批赴皖插队”,更谈不上人数等细节了。

再看表1,即汇总表,除了黑龙江外都是按省份汇总统计的,其中江西分列了“第一批”“第二批”,从后续表格中可以判定前者是“12-21”之前出发的而后者是“12-21”之后出发的。相形之下,对安徽就没有这样的分批统计,后续表格里的安徽只出现1969年的数字。

另外从上海地方志的通志、劳动志及区县志里也找不到与“1968-7-27首批赴皖插队”相关的信息,因而它们之间难以互为呼应、互相印证。

总之,综合众人的记忆记录、原始的档案资料、志书内容之间的比较,不能不对《青年志》的说法产生疑问——编写者的依据是什么。

此次在《纪事录》中看到这样的内容——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上海市首批上山下乡的1966届高中毕业生前往安徽、本市崇明、奉贤等农场。市革委会领导到码头送行,并向他们分发《毛主席语录》。(《首批下乡落户高中毕业生陆续出发》,《解放日报》1968年7月27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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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眼前一亮。《纪事录》的编著者之一与《上海青年志》的主编恰好是同一人,所以《上海青年志》的那个说法很有可能来源于对1968-7-27解放日报的误读。

按照解放日报的报道,那是当年上海首批上山下乡的66届高中生,去向是安徽和本市郊区。与《上海青年志》那个疑点有关的关键词是“安徽、农场”。在不少人的概念中,当年安徽没有什么农场接纳过上海知青,所以就没有把“安徽、本市崇明、奉贤”作为“农场”的联合定语,而是割裂开来,于是,报道中的前往农场就解读为到市郊农场务农。前往安徽就解读成了到安徽插队落户。事实上,安徽有上海的“飞地”黄山茶林场,属于农场性质,解放日报从地理位置的角度称之为安徽的农场也未尚不可。

再看前述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办公室”编制的数据统计,“66~67届去市郊国营农场人数(出发日期:1968年8月~12月)”中,倒数第四行正是“黄山”。这样,把该数据与《纪事录》中摘录的解放日报报道结合起来分析判断,就可以认为,1968-7-27是当年上海的中学生首批出发上山下乡的日子,而不是首批赴皖插队的日子。

〖顺便说一下,那份档案里之所以没有把同为“飞地”的大丰农场列入“去市郊国营农场人数”,原因很可能是大丰农场不属于农场系统而是属于公安劳改系统。〗

我之所以关注上述“1968-7-27上海首批赴皖插队”之说,是因为它涉及当年上海的上山下乡中一个重要方面——跨省插队——的起始点究竟是什么时候,进而涉及上海地区一些历史人物在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中的作为。

方志是重要的史料,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方志都是可以信赖的史料。方志其实是“二手货”,是“别人嚼过的馍馍”,它不是原始的数据和档案,在加工成为方志的过程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所以在使用方志进行历史研究的时候,应该去伪存真、去芜存菁。方志提供的信息是深入开展研究的一种重要参考,对其中重要的关键之处,尤其需要追索、考查其来源。

 

题外话:

在本文开头引用的《上海青年志》的那段文字中有1968年“8月9日,上海首批赴黑龙江务农的红卫兵出发”。我注意到,在《纪事录》里可以找到相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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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著作里,出现了可以吻合的说法,也就提高了二者的可信度。当然更可靠的做法是查考和排除二者同出一源的可能性。相形之下,“[注]”里的信息“含金量”就很低了。从网上查到那份资料,作者是周培兴,题目是“上海知青在黑龙江”,见之于http://www.shzqyjh.cn/archives/view-785-1.html  其中有一句话——1968年6月14日上海首批800余名知青到达黑龙江省。之后7月、8月、9月、10月大批上海知青连续到达黑龙江省。——没有提供数据来源,且与现在公开的档案资料相距甚远,根据《世运与命运——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附录一”,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办公室”编制的数据统计里,66~68届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出发日期是68年8月~9月。所以,那份资料的说法要有充分而可靠的依据才能与那份公开的档案资料匹敌,简单的一句话是起不了“一言九鼎”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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