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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返城以后1977〈23〉七六届“末代知青”走上“金光大道” [原创]  

2015-11-08 13:59:40|  分类: 返城以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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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及,上海地区的七六届中学毕业生中的上山下乡者,可谓“末代知青”。按照“按档分配,对号入座”的模式,于1977年4月上旬下达了毕业分配的政策细则。但是街道乡办并不需要直接介入其中,只是适时通报一些重要节点的情况。例如,我在街道乡办“义务劳动”时的工作笔记显示,4月26日街道乡办例会,言及27日办一次“历届余留生”学习班时透露,5月8日将有七六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首批出发。又如,在五一节以后一次动员回沪青年返回农村的干部大会上谈到七六届毕业分配时说,卢湾区去松江县插队的具体去向为六个公社:新浜、新五、古淞、城西、城北、泗联。

随后,七六届中学生上山下乡进入正式出发阶段,这是宣传正确方向、大造革命舆论的重要场合,于是,包括街道里弄在内的方方面面都行动起来了。在5月7日(星期六)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下午到街道乡办,放大绘制全区欢送七六届知青彩车途径示意图。5月9日(星期一)的日记说:下午在卢湾区体育馆参加全区欢送大会。及至5月10日(星期二)下午,在街道乡办会议上,下达了对各里委的具体布置,见下述记录——

夹道欢送:

5-13上午,各里委8:45到达指定位置。气氛、规格、形式,不低于去年,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Ⅰ 纯德里委130人,星平里委170人,志成里委150人,共450人。另外,学校250人。

Ⅱ 景安里委120人,济南里委130人,大华里委100人,兴安里委100人,共450人。

Ⅲ 光明里委200人,太平里委200人,共400人。

每个里委

1、横幅 1~1条。

2、每人手中要有小旗、花等,不要空手。

3、彩旗、红旗。

4、锣鼓一付。

此后的笔记中有:5月12日(星期四)上午,在街道乡办布置横幅。5月13日(星期五)上午,卢湾区欢送赴松江插队的七六届中学毕业生。可惜当年我没有留下相关的具体情况。

但是,综合以上记录还是发现一个变化:1977年欢送七六届上山下乡,是采用分区举行的欢送仪式,而不是以往那种全市性的“倾城而出”。此中缘由何在?

 

我查阅了金大陆林升宝编著的《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以下简称《纪事录》),其中有一条这样的纪事:文汇报1977-5-19第4版报道《本市万余名中学毕业生奔赴郊区插队落户》,其中说,5月7日起,市区和郊区城镇1.2万名1976届中学毕业生分赴金山、南汇、崇明、奉贤、青浦、松江、嘉定等县插队。这条纪事中的日期、去向等基本情况与我的工作笔记是吻合的。但是到市郊插队的人数只有1.2万名,而3月初的方案中是3万人。二者差额1.8万人。抑或该报道中的1.2万人只是首批?

就在上述《纪事录》的那条纪事之后,紧接着的一条是:文汇报1977-6-12第2版报道《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坚持上山下乡干革命》中说:到市属国营农场的5万余名应届中学毕业生分批出发。而我的工作笔记中,七六届分配方案中,去海丰12,000人,市郊农场38,000人。合计5万人。因为看不到该报道的原文,所以无法知道那5万人是否包括海丰与市郊两部分。也可能根本就没有涉及这一问题。

令人瞩目的是,该报道还说:“80余名应届中学毕业生,赴西藏、黑龙江、吉林、安徽、浙江等地农村。今年第二批赴黑龙江、江苏、内蒙等地农村的20多名1976届毕业生,也将于最近出发。”

这是1977年上海地区七六届中学生跨省下乡的数字,当然,它未必就是完整的全面的统计数据,但是不能不叫人感慨不已的是,“首批”跨省下乡的只有80多人,第二批更是只有20多人,这种状况与1968年下半年开始的六六、六七、六八、六九等四届中学生的跨省下乡高潮相比,是何等巨大的落差!

上述报道中提到七六届中学毕业生有人到西藏农村。而《纪事录》中还有与之相关的内容,文汇报1977-3-21第1版刊登文章,报道虹口中学1976届中学毕业生徐慧芬要求到西藏务农的事迹。现在无法确定当年上海的七六届中学毕业生到底有多少人去西藏务农了,也不知道他们后来的情况如何。

 

回头看上述1977-5-13卢湾区的欢送仪式,再结合一年以前1976-3-29全市性的夹道欢送,就不难理解为何无法重演“倾城出动”的“壮观场面”了。

我在1976年3月的笔记中有欢送七五届中学生下乡的“盛况”,可谓一次难得的“绝唱”。在1976-3-27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下午到里委写3-29百万人欢送40余位知青赴黑龙江用的横幅、标语。两天后,29日的日记中又说:下午百万人欢送,因无雨伞未去。再查阅《纪事录》得知,文汇报1976-3-30第1版报道《坚持上山下乡干革命  有力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说:三月二十九日  下午,市委、市革委会领导及数十万群众,欢送80多名青年赴黑龙江插队。

虽然我的日记与《纪事录》相比在数量上略有出入,但是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而数量上的差异,原因在于那个时代的特色。在宣传和发动欢送者的时候,是以百万之众的说法来聚集人气、激动人心,所以一直到基层的里委会都是这样的“统一口径、舆论一律”;到了新闻报道的时候,则用“数十万”这样模糊不清的说法,有可能是宣传部门觉得以百万之众欢送几十人实在太过分,犹如天方夜谭、笑话奇谭,也有可能是实际到场人数相当可怜,羞于启齿。但是,不管是数十万欢送八十多人,还是一百万欢送四十多人,那样的事情出现在上山下乡运动爆发整整七年之后,又说明了什么?

如果说,1976年尚有80多人“成批”地去黑龙江,想坐满火车上一百余人的一节硬座车厢都很勉强,更谈不上每列一千多人的“专列”;那么,到了1977年就实在是“惨不忍睹”了——“首批”跨省下乡的80多人竟然散布在西藏、黑龙江、吉林、安徽、浙江等地!正因为如此分散,又怎么可能再一次组织全市性的“夹道欢送”呢?于是乎,不得不“降格以求”,把欢送的级别由市级改为区级,同时,把欢送跨省下乡变为欢送到市郊插队。跨省与市郊,这在当年的中学毕业生及其家长面前是何等重要的一条坎啊!

真可谓“一年不如一年”,仿佛悬崖跌落,足以说明上山下乡运动已是强弩之末。无论是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是1977年的“坚持上山下乡正确方向”,纵然可以利用行政权力制造“倾城而出”或“彩车欢送”等等的场面,毕竟是已到风烛残年、回光返照。当初六八届六九届的“一片红”极端化做法,天怒人怨,官民共忿,注定是不可能持久的。七〇届以后“按档分配、对号入座”,看上去是想修补漏洞,结果是越描越黑,社会风气越变越坏。1977年借助于四人帮垮台,企图“重振雄风”“再铸辉煌”,然而七六届上山下乡时的实际场面,已经昭示着那个运动最后不得不以草草结束而寿终正寝。从如此这般的再明显不过的“虎头蛇尾”中,还能够得出“上山下乡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结论吗?

这就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以再教育为根据、以阶级斗争为理论的上山下乡运动。

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划人生”亦即身不由己的、被“计划”的人生之路。

历史过程说明了那条路根本走不通。时至今日还有人留恋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只不过是死死抱着自己曾经有过的经历,以己及人,以偏概全,一叶障目,挂一漏万,而没有记住或选择性地忘记了随后发生的每下愈况、惨淡告终的大局。当然那些“无悔派”“歌德派”是既得利益者,或是不可理喻、无可救药的榆木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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