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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平常心回忆无常事

 
 
 

日志

 
 

返城以后1977〈25〉义务劳动结束了 [原创]  

2015-11-12 08:21:11|  分类: 返城以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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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1977年5月上半月的那次结束“义务劳动”对我的刺激相当大,在随后的日记里有持续不断的心情表白。

 

1977. 5.13 星期五 晴,多云

上午卢湾区欢送赴松江插队的七六届毕业生,与小贾一聊。下午为事业组写流动红旗、幼儿运动会纪念奖。后与小朱谈工作安排许久。

小贾的气愤

在顺昌路复兴路欢送赴松江插队的知识青年时,小贾对我说了她的气愤的遭遇。以下是小贾所述:

“早上,团支部学习时,王碧华告诉我,有人说我在乡办办公室呆久了,习惯于轻松的日子了,现在不想进组回里委,怕艰苦。王碧华表示不相信我有这种想法。我再三问是谁这样讲的,王说是何如开,但一再要我不能透露出去此事。

“听到这种话,我很气愤,真是吃力不讨好,白白做了事,还讲我怕艰苦。我在农村那么几年了,什么时候怕过艰苦?

“王碧华问我有没有向谁谈起过这方面的事情和想法?我想来想去,仅仅在昨天下午对小朱讲过。但根本没有怕艰苦的想法。当时小朱告诉我,老卞想留我一个时期,由于老何借出去了,想把发文发函的事交给我来办,减轻小朱的工作担子。小朱还讲,最好是挂在联管组,像她一样。其次是挂在生产组。还有就是像里弄干部一样,在里委工作。老卞说,要到党委去摸摸底,听听党委意见,争取把我挂到联管组。当时,我听了觉得有点不舒服,但反应不快,只是说既然一年多等下来了,再进组总有点不甘心。我把此事告诉了妈妈。我妈妈说我太木了,这种讲法岂不是变成你不想离开乡办了吗?什么去争取,究竟是他们要你去乡办帮忙,还是你自己找上门去的?不能弄颠倒了。

“我真莫名其妙,搞出个怕艰苦的名堂来了。假如老卞下星期真的找我谈,我想办法点一下这句话。干脆今后啥地方、包括里委在内,都不去帮忙!实在太气人了。”

对于这一切,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岂不太冷酷了吗?

【忆与议】

上述对话,主要是那位不愿意进组的病退青年小贾面对“流言”感到气愤不已。当年有一种颇为常见的心态现象,即只要被传言自己是“怕艰苦”就会觉得无法接受。这是二三十年革命传统教育的结果,自幼深深植入心灵的是“凡是怕艰苦的都不是好人”。而到了插队知青这一辈,由于具有身心两方面的疲惫与辛酸,就更加容不得轻率飞来“怕艰苦”这样的评语。

 

从来的情绪都没有如此恶劣。

其实,五月四号的初次打招呼早已流露出党委的意思,但我并未觉察到。    五月十一号的打招呼,十二号的反应,十三号的只字不提,事情还没有结束。至少十四号(星期六)也应有一个答复给我。

重申

五月十三号下午,乡办里只留下小朱与我两个人。小朱首先打开了话匣,说“老卞讲,曾经几次到区里争取无效。现在想再与陈海信向区里争取争取,看看有无希望。”我重申我的出发点,自己是工伤。小朱说:“老卞说,倘若纯属工伤就不可能退回来了,一定要由当地解决。”我说:“我怎么不是工伤呢?”我将四年前的情形及后来返赣以求解决、公社乡办建议我搞病退的经过情况叙述了一番。我也将搞残缺以来与区、街道有关部门联系的情况总述了一遍,特别强调,是相信组织的,尤其是区接待站的答复,还有,区接待站及严纫蕙也都没有明确否认我的工伤及否认照顾工伤这一点。单凭这些,对我是否相信组织是无可非议、无可懈击的。现实是真正相信组织的老实人是吃亏的。这一点,小朱也不否认,颇感同情。

我也不掩饰对“组织”无法再充分信任的情绪,某些人的所作所为怎么使人相信那些“政策”呢?

我也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即不能不考虑到一旦进组,家中两个生产组对80届妹妹分配所带来的利害关系。

×          ×          ×

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忘记了应当表白一下自己的心愿,即做一个正直的人,以避“怕艰苦”之类的风言风语中伤。这是很要紧的。

【忆与议】

在这一次非正式的交谈中,我似乎是和盘托出了对现实生活中组织与政策的不满。除此笔记之外,还留下了下面这首“诗”。

五月十三日,上午耳闻□□□□,愤懑至极,□□心潮,遥望苍天,愤然命笔。77-5-13

一席谈话耳边迴  犹如乱箭刺心扉  热忱义务惹是非  赤诚之心遭诋毁

歪门邪道岂能容  正直人们难立锥  奇谈怪论充政策  进组声声把人催

难抑悲  热泪挥  前程渺茫心意灰  自幼学习新社会  真理润心引人醉

不怨现实太无情  心灵铭刻导师诲  命运面前不低头  人生膝盖不为跪

【忆与议】

这首“诗”可以说是对前述心情表白的浓缩。

 

1977. 5.14 星期六 阴有小雨

上午事业组藉乡办开会,即回。下午最后一班岗,到纯、兴送病退表,通知座谈会日期。卞向我及朱、贾作思想工作。3时许回家,义务结束。

1977. 5.16 星期一 阴

“无业”第一天,百无聊赖。

八点了……

茫茫然——时钟敲过八点。听到这钟声,我只感到茫茫然、茫茫然。

若有所失似地呆坐着、回想着……

又神经质般兀地站立起来,急急地,踱着方步,……

走向门口,准备下楼,但又收住脚步,回过身来——上哪儿去?干什么去?

……

昨天我就在想,这往后的日子该如何打发?四个半月的义务,已使我慢慢地忘记了孤身在家的忧郁、苦闷。

可是,现在它——这可恶的东西又回来了……我憎恶它,但又不能避开它。

我的心无比地痛苦。

两年来,……

两年来一次又一次的义务,都是在欢乐中结束,惟有这一次,是例外,我毫无思想准备地接受了痛苦的心灵折磨降临。

……

八点了。一天又开始了。可是今天干些什么?谁能告诉我?

还有,明天、后天——以至无法预测终点的今后,干些什么?谁能告诉我?

谁能告诉我?

我,向谁去诉说?

痛苦的折磨,何时能摆脱?

难受啊难受,胸中奔腾着青春的烈火……

时光是多么宝贵,却又在把它浪费。坐着,想着,写着,——仅仅是为了驱散心中的不乐,如此打发日子,岂不太可悲?!

我曾立誓,要珍惜生命的分分秒秒,此时此刻却在践踏自己的誓言,犹如刀割心肺。难过啊,多么难过,百兴俱废,意懒心灰。

……

难道就这样消磨时光?

以往常感到时光走得太快,如今却感到它太慢,慢得可恶,因为每一声滴答都刺痛着我的心。

怎么办?干什么?

这心声,痛苦的心声,只有我自己能听到,谁能料到今后会是怎样?只因为“命运”是不能由自己掌握的。

1977. 5.17 星期二 晴

基于一厢情愿的大言不惭

就像行进中的列车骤然刹住以后,巨大的惯性将车辆不由自主地向前继续推进。我的心情迄今无法平静。一石激起千层浪。十年来经历的种种曲折给予我精神上的刺激,都比不上如今。

只因为我出于纯朴的心,才乐于去做没有分文报酬的义务劳动。可是“那些人”未免太过分,太苛刻了吧——

其实,自三月中旬以来,乡办已趋清闲,我是无所谓的人,可去可不去也,这一点我心中很明白,只是由于害怕孤身在家、闲得发慌的日子,才继续如上下班一样每天去乡办。说穿了,这两个月来,我的义务多是作为“消闲”的一种手段而已。

但是,“那些人”大概真的以为我思想境界那么高,或者以为我被培养出了对地区里弄工作的感情,……于是就大言不惭地向我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了。

“党委领导觉得长期地借用义务,是讲不过去的。”

“现在里弄里很需要人,希望你回里委后也能像过去一样上下班,并做好思想准备,晚上的活动比较多。”

“如果暂不考虑进组,希望你继续义务。”

——真是自相矛盾:既然在乡办长期义务是讲不过去的事,为什么又要我到里委长期义务呢?曾记得当初叫我去乡办义务时还说明帮两、三个月的忙,还算有个时间期限,这次连期限都一字不提,岂不更是长期到遥遥无期吗?这难道又说得过去吗?

——真是大言不惭:既然对我长时间的义务感到说不过去,却又提出更高的要求,要准备比去乡办义务时更加忙碌些。说出这话来,不觉得难为情吗?提出这等要求不觉得害臊吗?

他们实在并不理解一个“义务工作者”的内心深处,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有所谓“高境界”的思想觉悟,或者是什么“对地区里弄工作的感情”等等。他们的估计不符合实际情况,仅仅是一厢情愿而已。

我不是没有一点想法的。

长期的无休止地义务算什么名堂呢?

我想起四月中旬筹备“退休职工代表大会”时,景安里委李玲霞得知我又在帮忙筹备这个会议,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简直是救火车了,哪里急,就到哪里忙。”

倘若我是一个能自给自足、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倒不在乎当这样一个“救火车”式的角色。我从不企求生活轻松无事,我乐于过紧张的生活,我也愿意牺牲个人而去义务。

只是因为现在我还是个“寄生者”,自己的生活还要仰仗父母、家庭,……却向我提出过分的过高的要求来。乡办忙了,去帮个忙;要开退休职工会了,又去帮几天忙;总算忙得差不多了,现在下面里委忙了,再到那里去帮忙吧!简直不让人有喘息的机会,也不仔细想想人家是不取分文的义务!

因此,能不叫人有想法、有情绪吗?

补充地说,为什么迄今里委连到生产组也物色不到一个愿去里委工作的青年呢?岂不更说明问题吗?

总不能把人当成都是傻瓜。正常的人总会分析、思考问题。难道人家不知道“帮忙”与“工作”的区别吗?不懂得“义务”与“权利”的关系吗?

帮忙者,忙的时候去帮一下之义也。不忙了,何必去帮呢?再说,什么时候需要帮忙呢?是指当事者自己忙不过来、需要别人分担若干之时。倘若某个当事者把全副担子统统交给别人,对于接受者来说是仅仅在帮忙吗?这是极其普通的常识啊。

可是就有些可爱的人们,对此并不理解,反而认为我是在闹情绪,需要做思想工作。真叫人可笑、可叹!

【忆与议】

那次“义务劳动”结束后最初两天的心情跃然纸上,其实也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对这些想法,我只愿意表白一两次,而不是向街道有关负责人反反复复地倾吐倾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革命传统教育对祥林嫂式人物的贬斥,以至于很少思考如何合理表达和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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