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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的“通行证”(之五,1975年5月) [原创]  

2014-09-15 17:47:07|  分类: 知青文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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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江西将近七年的插队生涯中,有过六次回沪之旅,保存了其中四次的“证明”,也即回沪“通行证”,正式的称呼是大队出具的“介绍信”。此为1975年5月回沪时的一张,也是最后一次回沪探亲时的“介绍信”。

这份“介绍信”上的笔迹是时任大队会计艾连仔留下的。其中,“回沪探亲”中的“沪”误作“泸”了。当年尽管上海简称“沪”在江西山区里并不十分普及,却不乏知晓“泸”字者,所以把“沪”写作“泸”成了常见的笔误,还认为二者就是同一个字。

在“介绍信”上还特别注明:“带了壹只樟木箱子,请沿路各地给予方便为感”。这是如今人们难以理解的内容。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江西各地出现对樟木箱加强管制的做法,如果没有这样的“介绍信”,就不能随身携带樟木箱,也无法在汽车轮船火车等交通运输工具上交付托运。这就再明显不过地表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商品交流是如何想方设法予以限制乃至扼杀的。

从我的日记来看,那次回沪时携带的樟木箱并不是我自己的。1975. 5.10日记说,“今早饭后离队返沪。赵、费送行。……下午5点半送徐去南昌。”1975. 5.11日记又说,到沪时“祖父及徐父已在车站等候”。那时候赵、徐的插友关系已经明确“升级”,所以,赵是帮徐把樟木箱送上火车(当时不是春运高峰期,2尺4寸的樟木箱可以不必交付托运,直接带进车厢),而徐父在得到相应的消息(一般来说是通过发电报)后就到上海火车站接站。

这份“介绍信”上的有效期到底是多少天就不得而知了,“拾”字前面的那个大写汉字数字是“壹”还是“叁”,取决于当时当地对手写体大写数字的共识。也许由于时光流逝,我对这种共识已经淡忘了。

四十年前的“通行证”(之五,1975年5月) [原创] - 网中人 - 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这种冠以“最高指示”形式的“介绍信”,肯定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前印制的,虽然“副统帅”折戟沉沙之后就不再沿用“最高指示”的说法了,但是在基层的一些单位,出于那个年代特有的“节约闹革命”,也就保留了“林毒”,所以,不难理解1972年1月我回沪探亲的“介绍信”就是那样的旧模样(参见《四十年前的“通行证”(之二,1972年1月)》)。然而,直到1975年还在使用这种样子的“介绍信”,就只能说明那次印制的空白“介绍信”为数不少,而用量并不大,四五年下来仍然舍不得“弃旧图新”,农村生产大队的“集体经济”毕竟经不起多少折腾。

与此同时,大队的公章却发生了变化——

1972年1月的“介绍信”,印的是“新干县鸡峰公社云庄大队革命委员会”,而公章是“新干县鸡峰公社云庄大队贫下中农革命委员会”,多了“贫下中农”四个字,这是文革最高潮时留下的痕迹。

但是,到了1973年1月手写的“证明”上,公章就已经变成了“新干县鸡峰人民公社云庄大队管理委员会”(见《四十年前的“通行证”(之三,1973年1月,远行)》)。

此后,1975年5月的“介绍信”上,公章与两年前相比,没有变化。

看来,从“大队贫革会”到“大队管委会”的名称变异发生在1972年。而大队的公章是上级(公社或县)统一刻制并承担费用的。由于空白“介绍信”是“多年一贯制”,所以那些年里大队出具的“介绍信”是相当地“不规范”的。不过也没有因此发生过什么“造假”“伪造”之类的瓜葛。

链接:

四十年前的“通行证”(之一,1969年12月)

四十年前的“通行证”(之二,1972年1月)

四十年前的“通行证”(之三,1973年1月,远行)

四十年前的“通行证”(之四,1973年1月,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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