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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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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日记选(14)也是梦想大跃进 [原创]  

2014-08-08 20:54:09|  分类: 1975日记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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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乡插队的最初两三年里,主政江西的程世清发展经济的思路是再来一次大跃进。我的日记选里有过两个小系列:1969年的《亲历“新的大跃进”》、1970年的《又要“特大跃进”了》。随着程世清因与林彪有瓜葛而下台,江西那样的大跃进也就偃旗息鼓。然而,大跃进的思维方式始终没有得到清理,“识字青年”在“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也就“难以免俗”。

 

1975. 3.15 星期六 多云转阴

行议。下午到路加山及各菜地。上午与小潘洗衣聊天。复费信。晚上吴WZ(今归队)、桂、周来云庄。人来客往。十时休息。

1975. 3.16 星期日 晴

行议。上午屠、潘、宋、黄去斫柴,我在七、八园施肥(人尿1担、猪尿2担),并重新挖好猪栏积尿沟。下午与潘腌咸菜。晚上阅报,十时休息。面足浮肿,左腰不适。

1975. 3.17 星期一 多云转阴

行议。续阅《列选》p.170~173。下午与陆各挑一担肥到新分五队芋地。

一些日子来,一个问题一直在我脑子中回旋:青年队的一些成员在沪探亲期间去有关单位学习白木耳的栽培技术。传授者向他们提出是否可以搞一点黑木耳,因为白木耳比较昂贵,而黑木耳则比较大众化,方便工农兵的需要。对于这一建议,青年队予以回绝,理由是黑、白木耳培育时间相等,所需人工亦相近,而白木耳的收入则十倍于黑木耳,还是搞白木耳合算。决定:不搞黑木耳。有关单位的合理建议就此被打入冷宫。

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倾向诱使人们走“利润挂帅”“钞票第一”的邪路,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抛弃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方向,一意图利赚钱。这正是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方面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法权和唯利是图、金钱挂帅的私有观念,依然在毒害着人们,毒害着青年一代。这件事又一次强有力地说明了青年队中存在着尖锐的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而绝不是什么世外桃源。

同时,在如何扶植这一新生事物的问题上,同样存在着路线之争——这主要是从领导方面来讲——县、社一些领导偏重于物质上的支持,上海慰问团的个别同志助长那种本位主义的倾向,向上伸手要求援助,都是路线斗争的反映。这就说明,必须对各种“支持”“鼓励”进行阶级的路线的分析,辨别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尤其是有些来自上面的错误东西往往不能被识破,而当做正确的指示予以执行。

青年队里目前的风气无非是见钱眼开、见物伸手,到处漫天要价,四出寻求现金,这反映了这些同志头脑中自力更生的观念实际上并不十分牢固。虽然提出了许多宏伟的目标,如三年之内实现三不弯腰,但把它建筑在县、社及上海的物质支持的基础之上。

虽然我在批评他们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但又为他们感到不平。因为他们现在手头确确实实缺少资金啊!刚刚办起一个队,各种东西都需要添置,而这笔资金是相当庞大的,许多急需的农具设备是不能拖而不决的,必须马上解决。可是这些钱从何而来呢?这确实是个问题。从某个角度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某些做法是有点迫不得已的。他们的一些具体困难,我们应当谅解。

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无足轻重。关键的问题是路线问题。必须首先端正方向,走正路线,这是一切工作的纲。自力更生的道路也只有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才有可能。这是问题的关键、要害所在。而青年队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常常越轨。

【忆与议】

虽然我没有参加青年队,但是青年队毕竟位于云庄大队范围之内,其地理位置又决定了它的对外交往少不了经过云庄,其作为“新生事物”一举一动自然得到“队外人”的关心。那个年代的思维方式是政治第一、标签先行,凡事先问什么路线、什么主义,所以用正统的“原教旨”来衡量青年队的“黑白之争”是不难获得结论的,但要在那样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就难以为继了。不知道那些木耳的结局究竟怎样,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样的体制决定了它们必然寿终正寝,1979年的3月份,青年队上海知青全部回城了,四十年来那里没有人继续木耳养殖。

看到笔记中“三年之内实现三不弯腰”的宏伟目标,不禁感慨万千。下乡插队以来,谁都饱尝了拔秧、插秧、割稻这三大农活的弯腰滋味。那个口号说的是在三年内做到都不弯腰,那是何等鼓舞人心的美好景象,而且三年就可以梦想成真!但是,在没有技术、没有设备的情况下、更没有发展经济的大环境,单凭冲天干劲、巨大热情,那样的美梦注定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事实是,三年过去了,三弯腰依然如故,而知青却开始了大回城。即使是三四十年以后,三弯腰还是没有彻底解决,已经步入老年的“知青”回访山村时,再度激情挥镰,重温弯腰辛劳……。而当初那样的大话无人提起,也不用担心承担任何责任。

当年被说成是有知识的青年,下乡六七年之后,依旧说出了那种没有知识的大话,这是什么样的“再教育”结果?动辄“×年实现×××”的目标口号,虽然不再像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那样响彻大地,也没有七十年代初江西大跃进时期的强制命令,但是那种大跃进的思维方式继续存在,更谈不上得到根治。

下乡45周年之际满贯耳廓的是“知青历史知青自己写”“把艰苦奋斗的经历告诉后代”,可是,真正有意义的是反思省悟。回味曾经的辉煌,固然值得兴奋,但是正视失误、汲取教训更有意义、更加重要,不回避曾经的过失,不掩饰曾经的幼稚,不否认曾经的无知,才利于避免重走老路、错路、歪路、邪路。

上述大跃进思维方式,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到。我就职的一家国有企业,在本世纪初提出“三年内建成国际型工程公司”。结果,别说三年后,就是十年后,又有谁承认它是国际型工程公司?尽管提出那个口号的负责人并不是“识字青年”,还是恢复高考之后的首届大学毕业生,但是思维方式却不约而同、殊途同归,这说明大跃进思维的影响是很深远的。肃清极左,任重道远。

 

1975. 3.18 星期二 阴,早晚阵雨

行议。续阅《列选》p.173~232。上午重写复费的信。23时休息。

1975. 3.19 星期三 阴

行议。较多时间在各队育秧处。续阅《列选》p.233~246。晚上与家恒闲聊。10时休息。

1975. 3.20 星期四 晴

行议。傍晚到六队浸种处打了会儿帮,聊天。晚上与程、董、潘到九生家吃饭。晚十时休息。

1975. 3.21 星期五 多云转阴,夜雨

行议。下午与屠HY到油榨称油。上午续阅《列选》p.246~250.晚上一些老俵在我室闲聊,10点半休息。张YH今回队。

下午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要求卖二、三十斤高价米给他。他称自己从湖南来此做手艺,已在岭山知青处买了百多斤米,还需要买米,愿出价0.23~0.25元。苦苦哀求,久久不走。我始终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但是支配我不卖高价米的思想是逐步变化着的。开始仅仅是对这个素不相识的人抱有警惕,以及考虑到我们是一个青年集体,曾经规定不准擅自出卖粮食,因此必须维持集体食堂有关制度。后来的指导思想则逐渐上升。在旁的屠HS问我:“你为什么不卖呢?你自己有那么多余粮,不卖掉些干什么?二角多钱一斤呢!”这些话顿时使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感到这里面有两条道路之争:高价出卖粮食,表面上看来两厢情愿——买者愿买,卖者愿买,但是它正掩盖着货币交换、商品制度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在这条邪路上走下去,会搞上资本主义的瘾头,丧失社会主义的劲头,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助长资本主义倾向,滋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目前正在开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这不正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极好例子吗?

【忆与议】

我在1973年5月因公负伤回沪治疗,虽然公社乡办批准、本村插友多次帮忙,把实物口粮送到二十多里外的粮站换成粮票寄到上海为我解决在沪的吃饭问题,但是其中存在一个“数量差”,按生产队规定的不同等级的劳动力口粮标准,我每个月可以有四五十斤米,而上海的粮管所只能按每月30斤米兑换上海粮票,这么一来我就有每个月10多斤的“余粮”,加上粮票兑换中出现一些纠葛,那次在沪养伤9个月使我产生近200斤的“余粮”;而生产队在口粮之外还有一些额外的“补助”(实际上是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之后多余的粮食由“集体”分发到个人时巧立了不少名堂),所以,我成了一个“余粮大户”。然而我是一个胆小鬼,不敢与陌生人做那些“投机倒把”似的“不法勾当”。五个多月后,我获准病退,那些“余粮”还是高于平价卖给了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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