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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一份知青调查报告[四] [原创]  

2014-08-30 09:36:03|  分类: 知青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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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调查数据”的看法——整体评价是各种经历评价的总合

前已述及,对于上山下乡这样一起历史事件,让当事人进行整体评价,并不能理解为把当事人看做一个统一的整体,所以,笔者提出首先要按年龄分组,原因是不同年龄段的当事人面对的是不同的政策。

对于文革前的下乡上山,限于笔者的经历与精力,没有太多的关注,本文也不作为重点。文革前的下乡上山并不是连续的,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是一个“断裂带”,也是一个分界点,五十年代是以中学生和高小生回乡务农为主,六十年代上半叶开始动员城镇青年下乡。那时的政策与做法是后来的上山下乡运动不可同日而语的。其时中学不负责毕业生的工作分配,学校里也没有“毕工组”之类的机构,下乡上山由政府劳动部门为主导。就下乡的地点和类型而言,是以兵团与农场为主,上海的16万人中近10万人去了新疆兵团。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政治因素的不断突出和强化,下乡上山逐渐成为出身不好者的“专利”,在诱人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口号和“建设边疆、支援农业”大环境塑造的下乡上山的“前辈”中,不乏真诚的自愿者,如今年届七旬,依旧矢志不渝无怨无悔。不过,这方面的情况在《调查报告》中没有反映出来。

文革开始后的上山下乡运动是我们亲身的经历,持续了十余年,政策变化甚多。笔者觉得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12-21”之前,②“一片红”,③“对号入座”的“四个面向”。但是①的时间很短,加上有关资料也很少单列,所以把它与②合二而一。

从1968年夏天开始的66届中学生分配,首次践行了“四个面向”,明确了务农的比例要求,最初的做法大体上承继了文革前下乡上山的做法,重于宣传动员,突出阶级路线,还没有出现强制行为。就上海而言,这一时期很短暂,从1968年夏天到“12-21”结束,前后不到半年,涉及面也只是在66、67届中学生(合计44.5万人),其中务农比例大约一半即22万人(据“上海劳动志 >> 第一编劳动就业 >> 第五章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第一节 宣传动员”)。这些人当中也确有不少激情燃烧的自愿者,尤其是为了“屯垦戍边”,满足“反修斗争”的需要,对前往黑龙江等地的中学生还强调了家庭出身,大力宣传革命英雄主义革命理想主义;除此之外,还有相当多的观望者,据“上海青年志 >> 第三篇青年运动 >> 专记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的资料,是4.7万人,占到22万人的两成多。他们在12-21之后的“一片红”中“被下乡”。但也不能就此把另外的八成即17.3万人就认为全部是自愿者。上述自愿者可以认为是上山下乡运动中最后、最集中的一批自愿者。由于这一时期十分短暂,涉及人数也不多,所以现在看到的资料中没有把他们单独列出的。另外,由于各地66、67届的毕业分配启动时间并不一致,许多地方的进度晚于京津沪等大城市,所以也就没有这个短暂期。笔者只侧重于以上海为例。

1968年的“12-21指示”发布后,空前绝后的“一片红”成为68、69届中学生的不二选择,也是至今被诟病最多、反感最强烈的政策。从1968年底持续到1970年,前后将近两年。不仅是强制了68、69届中学生,还把66、67届中学生里被确定为“上农”“外农”但尚未下乡者一并裹挟去了农村。对此,《上海青年志》有如是说——68、69两届中学毕业生(共46万人)和前两届(即66、67两届)余留下来的符合分配条件的毕业生,除极少数身体残疾和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外,全部动员上山下乡(共50.7万人),即实行“一片红”政策。

综合上述资料,1968年夏天到1970年的两年时间里,上海“四个面向”下乡17.3万人,“一片红”下乡50.7万人,合计68万人,占据了上海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111万人的60%多。所以,这些老三届和69届就集中了上海“知青”中的“主要部分”。

再看当年下乡类型。现已知道,老三届和69届是国务院安置办1968-5-2请示报告中提出的京津沪浙四省市“大批”“跨省”“插队”这个方针的具体落实者。上海68万人中“跨省”的比例肯定很高,尤其是68、69届“一片红”的时候,几乎连留在上海郊区的都没有,足以见得当初政策的极端化到了什么地步。其中“插队”的比例尚未找到具体数据,但有一个大致的概念:文革期间,上海跨省下乡的有615517人,其中插队为401147人,比例为65.2%。(数据来自上海劳动志)考虑到70届开始,跨省且插队的,大幅度减少,所以,老三届和69届到外省插队的应当在30多万人,约为111万人的30%,构成了上海“跨省”下乡的“主力军”。

从《调查报告》提供的“基础数据”来看,老三届和69届在受访的600人中的比例更高,在扣去68岁以上年龄组(占7.4%)以后,在受访者中达到85.9%,即(55.2% + 24.3%)/(1—7.4%)。这个86%的比例比60%高出二十多个百分点,是值得注意的。所以,很有必要把“调查数据”分解到各个年龄组,从中可以看到“一片红”政策留下的“长远”影响。

七十年代初,作为对极端化的“一片红”政策的纠偏,上海从70届开始实行“四个面向”。就大环境而言,1971年林彪事件后,旨在“批林”的中央文件中透露了林彪集团成员认为知青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在知青和民众中引起极大反响;1973年知青家长李庆霖“告御状”,最高领袖亲自回复,坦承“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实际上,这是上山下乡逐步走向失败的征兆。

那一时期的政策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由于不少家庭出现多子女上山下乡,就改行“因人制宜”确定中学生毕业分配去向,形成了“对号入座”式的做法,以求降低动员工作的难度;另一方面,“跨省”“插队”也悄悄地逐步取消,减少动员工作的阻力。记得“对号入座”式的“四个面向”实施以后,旋即在此之前下乡知青中产生强烈的失落感,我等1968年11月就到江西插队的知青中还有人愤愤然表示要写信表示不满……。与此同时,各地既有的下乡知青一直在慢慢地经由各种方式“脱农”“离村”。所以,在“对号入座”方式下“诞生”的下乡知青也没有了此前下乡知青的革命豪情,更多的是“实在、实际、实惠”,他们下乡之时极少有人相信真会在农村一辈子。

如今从《调查报告》的“基础数据”中可以看到,70届及以后的知青在600名受访者中仅占13.1%,远远低于127万知青中他们所占的比例33.9%。笔者注意到这个现象,愈加觉得政策的变化更替,涉及千百万人的切身利益,因而无可避免地影响当事人的心态和时过境迁之后对事件的评价。

总而言之,在老三届和69届这一年龄组里,跨省下乡、插队为主兵团农场为辅是重要特征;在70届开始的年龄组里,就以近郊、农场为主要特点。毫无疑问,路途的远与近、拿工资还是挣工分等涉及生活大计,是影响当事人对上山下乡的感受的重要因素。然而从《调查报告》中看不到这些不同经历带来的不同评价,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把那些“调查数据”与上述因素关联出N个图表来,从而探究其中深层次的关系。

(未完)

链接:

试析一份知青调查报告[一]

试析一份知青调查报告[二]

试析一份知青调查报告[三]

试析一份知青调查报告[四]

试析一份知青调查报告[五]

试析一份知青调查报告[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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