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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1975日记选(6)病退路上遇怪圈 [原创]  

2014-07-18 19:51:44|  分类: 1975日记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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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在云庄过春节留下的记忆并不多,但是很有意思,其中就有终身难忘的“栽桃种梨”——

 

1975. 2.16 星期日 多云

早上清点图书室图书。上午半天洗床单、衣服。下午与程种桃树,与陆做了一些食堂事务(挂起咸肉等)。晚上补衣服至10时许。

【忆与议】

此处的“清点图书室图书”指的是,1974年冬天,云庄团支部根据上级要求,发动团员上山砍柴,换来若干经费,建立起图书室,同时指定我负责图书室的日常管理。但是,图书室没有正式的活动场地,就放在我的寝室里。1973年夏天交付使用的知青屋原本是两个人一个房间,大约十个平方米,由于同室插友在1974年9月转插安徽,加之当时的图书没有什么可读性,数量很少,所以我的寝室兼做图书室也不显得拥挤。时值春节期间,没有什么农活,到我这里看书的不少,于是就有了清点图书之事。

不记得是1975年初的哪一天,几个插友在聊天的时候说到了在知青屋前栽树。有人提出,在朝南的大门口两边分别栽一棵桃树、一棵柳树。桃红柳绿,诗情画意。虽然一边一棵的方案很快获得赞成,但对树种选择出现了异议——“桃”谐音“逃”,符合逐渐高涨的“知青外流潮”——自从1970年秋天有两人上调进厂以后,四五年来再无任何上调一类的动静。即使一年上调两个,32人也要花16年,更别说几年不动了,“自找出路”渐成风气,嫁人和转插是两大潮流。到1974年底,云庄村的知青已经减少到20人以下。而沪赣两地有关部门在云庄大队所属东岭背村建立了一个青年队,吸引了一部分知青投奔其麾下。所以,留在云庄的更加“动荡、分化、改组”。有感于此,有人提出,不要种柳树,“柳”谐音“留”嘛。此说颇有新意,得到众人肯定。有人提出“桃李芬芳”中“李”谐音“离”,就种李树吧。也有人提出种梨树,“梨”与“离”的发音更加接近,而且“桃三梨四”,有三四年就都能收获了。这个建议获得一致赞成……。也许,真的是天人感应——三、四年后,1978~1979年,知青果真“桃”“梨”了,返城大潮席卷大地,云庄的知青屋也是人去楼空。据说那两棵树因为管理不善,更由于知青不断“桃”“梨”,桃梨两树也就不知所终,颗粒无收。2005年6月我回云庄,虽然还有半栋知青屋尚未拆除,但是有关桃梨两树的故事已经无人知晓,它们来到世间此地实在很短暂。

 

1975. 2.17 星期一 多云

去新干县乡办。小潘同去。沈玉兰接待。说要先有街道乡办的同意证明。下午3时回家,即写家信。晚上与程、董到小坑新居第二次看电影《侦察兵》及《民兵赞》。10时到家。写完家信至11时。

【忆与议】

这则日记又是“一笔带过”“貌不惊人”,实在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值得一读之处。幸亏在“破纸碎片”里有一封1975年2月17日我写给家里的信,可惜只有第一页,后面的内容佚失了。但是,留存的那一页正好有上述日记里说的“要先有街道乡办的同意证明”的具体情况——

今天(2/17)我到县乡办去了一次,沈玉兰接待了我。见面她就问:“又是来问病退的事吗?”我说:“是的。”她不语。我就说,“本来没想到搞病退,是因为去年底里弄进行家庭访问时,提出了这个问题,里弄向上汇报后答复说可以病退,这才写信给县、公社要求病退的。” 〖如果说,1974年11月下旬我幸运地获得公社乡办工作人员传来的信息(上海对知青病退的政策有所松动)还只是“风闻”;那么,到1975年2月中旬,我父母从上海的里委会、街道乡办等渠道打听的消息就是相当可靠了,所以我才有“底气”对县乡办负责人说这样的话。〗

她说,“现在,小队、大队、公社都已同意了,但县里还不能同意给你同上海联系,我可以告诉你,能否病退的决定权在街道乡办。”又说,“现在要你自己与街道乡办联系,取得他们的同意,由他们来函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才能与区乡办联系。”我说:“街道乡办是同意的。”她说:“要有他们来证明。”我说:“是否要他们证明我在沪医治等情况?”她说:“这个,我告诉你,他们有专门印好的信笺的,上面印着各种可以病退的情况,如果他们同意你病退,就会在相应的情况上注明,说明属于这种情况可以病退。我们就凭这张条子,再与区乡办联系。”我觉得新奇,便问:“以前搞病退可没有这种手续呀?”并举例金YF。〖这就是意想不到的情况,突然冒出了需要上海的街道乡办先出具同意病退的书面证明!在这以前我们知道的病退程序中是没有这一步骤的,云庄村第一个病退返城的知青金就是一个过硬的例证。〗

她回答说:“你的情况不同,你是在农村出了毛病的。如果下乡前就有病、搞病退,要有学校等方面的证明。而下乡后出了事,回沪治疗的情况需要有街道的证明。”又说,“这是对你们负责。说实话,我们是希望都退回去,一个不留,最省事。但不可能。只要上海肯收,我们都同意的。但是,现在不能由我们一退了之,要先由街道掌握情况,两方面一起来搞,使得病退回沪的青年回沪后尽快得到安排落实。” 〖这段话很有意思。一方面说的挺有道理,以前办理的病退都是“原发病”,而我是下乡地发生的工伤,二者有区别,因而在病退程序上会有所不同,似乎也是情有可原;另一方面也流露出知青接收地的乡办工作人员对已经持续六年多的、以“大批、跨省、插队”为特点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安置工作的真实心态。这些只是事过境迁以后的分析评说,在当年则是另外一码事,县乡办的解释就让知青当事人跌入了摸不着头脑的“怪圈”——知青因工受伤之后的病退到底应该怎么走?按照原有的病退程序,江西有关方面把我的情况发到上海有关方面,这当中就包含了江西有关方面同意我病退的意思,接下去就是上海有关方面的审核与批准与否了。但是,此处县乡办的说法就打破了上述程序,变成了县乡办需要先得到上海方面同意接收的证明,可是上海方面又怎么可能先行出具这种证明呢?病退之路就陷入了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

我说,现在工伤也可以病退。她说,“病退有几种情况,你是伤残病退。工伤,也要看情况怎样。如果残废严重,确实做不了什么事,就可以病退的。但你这样的情况,不见得可以病退。特别是你在鸡峰公社,有个综合场,你重的干不了,轻活总是有的。区乡办是不会同意病退的,因为综合场可以安排嘛。它是面向知识青年病残情况的。”我没有去理会她这些话,只是听着,没做声。她又说,“就是我们与区乡办联系之后,区乡办还要你去医院检查,到底是不是符合病退的条件。如果不符合,还是不能退回去的。区乡办就会把这个结论告诉我们,然后再通知本﹛以下佚失﹜〖这里又一次提到了鸡峰公社,在春节前那次我去县乡办时就对此有所领教,详见《1975日记选(4)迈出病退第一步(续)》。七十年代初新干县鸡峰公社办起综合场,的确有安排体弱有病知青的初衷,但是其吸收能力毕竟有限,且不说在发展过程中最初的宗旨会出现新的变化。我因工受伤之后的安排属于鸡峰公社乡办的职责范围,却从未与我言及去鸡峰综合场之事,足以见得此中遇到难以跨越的坎。当然,就我个人的意愿,也不愿意去那里,而是幻想着脱农离村。但是,在我申请病退进入实质性阶段之时重提综合场,更是我心不甘情不愿的了,此时此刻的我已经是梦想着“一步登天”——回城,回家,回上海。〗

【忆与议】

回顾当年申请病退的那些细节,感慨不已。多少年来动辄“内部掌握”的政策实际上就是人为制造的无以数计的黑匣子,一方面捉弄无辜的基层民众,无所适从、乖乖就范;另一方面让一批无耻之辈有了可乘之机,孳生腐败,毒化社会风气。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制度反腐、制度防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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