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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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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1975日记选(4)迈出病退第一步(续) [原创]  

2014-07-13 09:28:28|  分类: 1975日记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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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日记和家信中留下了1975年2月3日我去公社乡办以后的情况,当晚与大队的交涉没有如愿以偿地当场获得大队的证明,但是次日(2月4日)的进展情况还是可以的,病退申请报告在一天之内通过了大队生产队和公社乡办直抵县乡办。

 

1975. 2. 4 星期二 雨

早上找连仔在报告上签署了大队意见,后找功茂(代表六队)签了名、盖了章。与陆步行至小坑,乘拖拉机到公社。孙坚写就公社乡办给县乡办的报告,让我一并送去县里。搭车于11点多到新干。县乡办无人。午饭后再去,沈玉兰及“上慰”老周都在。沈说要等陈组长由沪回来后作研究,似乎把握不大。后观电影《渡江侦察记》,乘大队拖拉机赶回家,时五时许。陆、屠未能赶上拖拉机。晚上复家信,至11点。

【忆与议】

上述日记不满200个字,实在太简单,也无助于时过境迁之后回忆那一天的实际情况和具体过程。幸运的是,又是那封家信留下了颇为详细的记录。

 

1975年2月4日早上与大队生产队交涉的情况

第二天(2月4号)一早,我就去找连仔,他按昨天德才所讲的,写了:“该同志情况确实,请公社协助解决为荷。云庄大队 75年2月4日”加盖了公章。我又找到我们六队的队长,让他签了名,盖了私章,作为生产队的证明。〖当年的生产队长对于知青的事情并无太多的发言权,只是按上级干部的指令办事。生产队没有公章,队长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所以他只是在大队签署的意见之后签名盖章,就算是生产队这一级的认可表态了。那位功茂队长肯定是一早、甚或隔天晚上就得到大队干部的办事指令了,所以,我找到他以后,他二话没说就“放行过关”了。〗

 

1975年2月4日上午与公社乡办交涉的情况

随后我即乘拖拉机去公社。陆因为知道我还要去新干,就主动提出和我一起去。到公社乡办,孙坚恰好在。他很快就写了一个“关于王宗仁同志病退的报告”,大意是,王宗仁于68年11月来我公社云庄大队第六生产队插队落户,几年来能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般能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但在73年5月7日一次劳动中不慎跌倒,造成右锁骨粉碎性骨折,回上海治疗,骨折处成角交错接续,呈畸形,不宜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经公社研究同意退回上海。为此,特报县乡办,并请县乡办与上海市卢湾区乡办联系,以尽早办好病退手续。〖公社乡办负责人这一“关”也是相当顺畅。被视为相当重要的公社乡办报告,在公社乡办负责人手中似乎小菜一碟,驾轻就熟,大笔一挥,一气呵成。仔细品味那样的报告,实在也没有多少内容和太多的工作量,其中主要篇幅是病情描述,多是搬用我的报告内容,除此之外就是一些现成的“格式化”的“套头话”了。〗

孙坚把公社乡办这一报告,连同前些日子我交给他的病历、X光片子和我的申请报告,一起交给我,让我送去县乡办。〖当年这样的“公文传递方式”对渴求早日返城的知青来说实在是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可以最大限度地压缩公文在途时间。〗

 

关于1975年2月4日下午与县乡办交涉的情况

于是,我与陆又搭车前往新干。〖与当天的日记对比可以看到,我在家信里省略了一些无关大局的细枝末节,即没有谈及上午11点多到县城以后在县乡办吃了“闭门羹”,以及下午办完事以后在县城看电影等内容。因为午后的再登县乡办“三宝殿”的情况才是家人关心的重要事。〗

县乡办办公室里,沈玉兰和上海慰问团新干小组的周副组长今天都在。沈玉兰说,她了解我的情况,你们写给县乡办的信她也看过。沈玉兰说:“这能不能作为病退很难说,因为你的事出在江西,上海是要求当地解决的。”周副组长插言,重复说:“这是要当地解决的。如果下乡之前身体就不好,本来就可以不上山下乡的,就可以病退。” 〖县乡办和慰问团副组长两人的那一席话,实在是太熟悉不过了,因为一年多以前的1973年冬天我就在上海的乡办得到过这样的回答,几乎一字不差。时隔一年“重闻旧话”就有时光倒流与凝滞的感觉……。〗

我说:“因为听说了像我这样的情况亦可作为病退处理,所以才提出病退的。”沈玉兰说:“那就试试看吧。”又说:“现在病退成风,我们已收到十几份这样的报告了。”她告诉我们说:“县乡办的陈组长现在在上海联系工作,这次是把‘病退’作为去联系工作的一个专门项目。他在这两三天内回来。回来之后县里再根据与上海联系的情况就病退的事进行研究。” 〖当我说明是听说了病退政策有所变化而提出病退申请的,县乡办负责人也不明确否认那样的“传说”与“风闻”。事实上,最先告诉我这个信息的就来自公社乡办,我不想当面点穿这一点;而当天上午公社乡办写就的给县乡办的病退报告,也决不是贸然行动,他们会有胆量擅自改变1973年以来给我的历次说法(即要求我回队等候安排)并“胆大妄为”地提出把我退回上海、还白纸黑字写出有悖于现行政策规定的报告?〗

她问我是否回沪过年,我答不回去。她说,“那你就把这情况写信告诉你家里吧。” 〖我何尝不想回上海过春节呢?关键在于1974年11月底得到了上海病退政策中原先关于“工伤由发生地解决”的规定有变化的信息,但是,这一新“开辟”的病退之路究竟怎么走还是一个未知数。在此之前,按政策申请病退的知青都是上海的“原发病”,所以知青当事人往往是在上海滞留到市乡办批准病退以后再回下乡地办理返城手续。可是新近允许在外地工伤者也可以病退,这个口子究竟有多大?无人知晓。天知道上海方面在什么时候还会有什么要求补充什么事发地的材料?如果为此在沪赣两地往返奔波,车旅费还不是自己承担?所以我决定在病退一事尚无眉目的情况下就不回沪过年了。〗

她对周副组长说,鸡峰公社是知青工作的一个点,像他的情况,如果上海不收,我们亦应安排,特别是鸡峰公社的。〖鸡峰公社的确是当年知青工作中的一个重点。1968年11月上海首批千人赴赣插队,有一半分配在新干,其中又有半数以上落户在鸡峰公社。不仅如此,在这批上海的中学生分配到鸡峰公社之前,上海还有二十多名自发“到井冈山插队干革命”的中学生也选中了鸡峰公社。所以,鸡峰公社在沪赣两地的乡办心目中都有一定的“特殊地位”。然而,那些只是停留在公开场合的漂亮话。遇到实际问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的亲身感受是,我的工伤发生在1973年5月7日,到此时此刻已经是一年又九个月了,尽管县乡办、公社乡办都说过要适当安排我的工作,但始终是“只听楼梯响,不见有人来”。也难怪县、社乡办,因为那里实在是没有什么工厂企业;而身为县、社乡办负责人,把“点”上的知青“往外推”,也确实尴尬,可以说是另一种“人怕出名”了。〗

这是第一次去县乡办联系,情况大致如此。因为过去我未曾与沈玉兰打过交道,这次亦算是见个面,认识了一下。在聊谈中得知,县机关人员一般在农历二十五六左右就开始陆续放假回家过年了。所以,我估计,那个陈组长回来之后,不大可能再讨论工作了。这些事总要放到春节以后的议事日程上去了。且不知陈从上海会带些什么新精神来。我打算下次去新干的时间定在正月初五、六。〖这一天是2月4日,农历是十二月廿四!换言之,包括乡办在内的机关工作人员马上要放假了。在此之前我对机关的“工作制度”是一无所知,所以我是在无意之中登上了县乡办年前收文的“末班车”。那年春节后我再去县乡办,是正月初七,2月17日,距离2月4日还不满两个星期。岂料,真的遇到了想不到的麻烦。另文详述。〗

近来的天气十分反常,如同阳春的天气,油菜已开了花。2月3号开始转阴雨,还打了雷(立春前一天),雨势之大,亦如同春雨一般。近一个月来,以阴天为主,偶有一两天的晴天,气温偏高。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没有一场大雪,天气不会转晴。    不多写了。为避免你们久等心焦,今天就把“事态的最新发展”报道一下,其他的,日后再谈。〖从日记本上来看,那个阶段我与家里的通信“模式”不是“一封信一来一往”,而是“两封信交叉平行”,为的是尽快地“互通情报”,实在是担心政策多变、难以预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

【忆与议】

这封家信虽然是残缺不全的,但还是留下了当年为了返城而与“四级组织”打交道的重要一幕。它虽然只是知青的“一面之词”,但是官方的档案部门也有无法弥补的缺憾,它们保存的多是“结果”而鲜有“过程”方面的文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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