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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日记选(3)迈出病退第一步 [原创]  

2014-07-12 11:46:42|  分类: 1975日记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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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重新回顾当年病退返城的过程,发觉自己是在最初两个月没有结果的摸索与等待之后,1975年2月初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1975. 2. 1 星期六 多云,闷热

早上五点就醒来。……近午程回。下午与程到东边山脚下扎捆灌木丛、山竹丛,置于八园防鸡害,后又一同去油榨称油。晚起草给公社的报告。

1975. 2. 2 星期日 阴,小阵雨

续阅《红旗》74/11。午前至下午将食堂粮食账目基本算清。晚上完成给公社的报告。清点图书室图书。续阅《红旗》74/11,至12时阅完。

【忆与议】

前述日记表明,1975年1月31日我被告知需要我自己写一份申请病退的报告,但是,当时没有什么渠道可以知道这种申请报告应该这么写,既没有现在这么快捷的通讯方式,也没有相关的咨询机构,所以,我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冥思苦想了两个晚上。估计是参考了12月下旬我父母写给大队支部的那封信(参见《给大队支部的一封信》)。

 

申请病退报告的不合格初稿

如今在我的“破纸碎片”里,有一份我写给公社党委和乡办的申请报告。

1975日记选(3)迈出病退第一步  [原创] - 网中人 - 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报    告

鸡峰公社党委

上山下乡办公室:

我是云庄大队第六生产队的上海知识青年。1968年11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来到云庄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六年多来,在各级党、团组织和贫下中农的关怀下,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各方面有一定的提高。

可是,在73年5月7日的一次劳动中,我不慎跌倒,造成右锁骨粉碎性骨折,回上海治疗。由于医疗技术方面的原因,骨折处成角交错接续,呈畸型。痊愈后,医院证明,今后不宜重体力劳动。因此,74年2月回队以后,一年来,一直未能正式出工。在县、公社领导的关怀和大队党支部的照顾下,做一些辅助性的轻劳动。领导上的热情关怀和照顾,使我深受感动,但又觉得在目前情况下,作为一个革命青年为党的事业工作得太少,贡献太小,内心感到十分惭愧和不安,迫切希望能有一个合适的安排,继续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以无愧为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

因此,我要求公社领导,将我的情况上报县乡办,与上海市、卢湾区的上山下乡办公室联系,把我退回上海。另行安排。是否可行?请领导上大力协助解决,为盼!

此致

敬礼!

云庄大队第六生产队 王宗仁 敬上

1975年2月2日

上述落款2月2日是重要的,因为结合下列2月3日的日记可以判断,上述报告是一份不合格的初稿,所以它没有留存在上级乡办,而是被我自己留了下来。

 

1975. 2. 3 星期一 阴转雷阵雨

今去公社乡办,遇到老李。要我回队搞好大队、小队的证明。从11点钟起候车5小时,于下午4时乘上本大队拖拉机,冒雨于5时到家。晚上找启发,德才在旁节外生枝,致使晚上未能搞成。后与陆聊谈六年的生活体会至11点。重书报告等又到12点。晚上春雷滚滚,大雨阵阵。

【忆与议】

上述日记表明,2月2日写成的申请报告在2月3日白天交到公社乡办了,但是未获通过,所以当天晚上我又重写报告。至于正式稿是怎样的,已经不可忆及。不知道那样的申请报告在我病退成功之后,究竟会在哪一个乡办“沉淀”下来、归入档案。或许还能在某一个档案馆里查到,届时可以对照上述无效的初稿,找到当年写成合格有效的申请病退报告到底有什么关键的“秘诀”。

在我的“破纸碎片”里,还有一份我在1975年2月4日晚上写成的家信的原件,共有三页信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该信的开头部分佚失了,但是从后续内容来看,佚失部分是叙述2月2日我到公社乡办递交申请报告的经过情况,其中肯定会包括对申请报告进行修改的要求。

现在看到的该信“残余部分”包括了3日那天从公社乡办回来以后,当晚及次日连续与“四级干部”交涉的情况——3日晚上与大队的交涉、4日早上与大队生产队的交涉、4日上午与公社乡办的交涉、4日下午与县乡办的交涉。

 

1975年2月3日晚上与大队干部交涉的情况

那封家信的“残余部分”一开始把我3日日记中的寥寥数语——晚上找启发,德才在旁节外生枝,致使晚上未能搞成大队、小队的证明——具体化了,有七百余字记述了3日晚上我与大队干部交涉的经过,从中不难感受到“针锋相对”的对峙气氛——

的事,基本上没有直接与他打交道。〖此前信纸佚失。此句中的“他”是大队队委、前任会计德才。〗这次,我亦是先对启发谈了我去公社的情况。〖启发即大队书记。〗

当我讲到“公社已同意我病退,现在需要大队证明一下我的情况”时,他不等我把话说完就说:“好啊,就让连仔打个证明嘛!”〖连仔的年龄略微大于我等插队知青,他最迟是在1971年底接任大队会计的,属于当年提拔和培养的年青一代大队接班人。〗

连仔说,“这种证明该怎么写呢?”启发说:“简单写几句就可以。”连仔不满足启发的回答,把询问的目光转向德才。(因为启发的文化程度甚低,近乎文盲;德才是前任会计。会计兼有文书的职能)〖此处说启发“近乎文盲”是有点过头了,实际上他能够阅读、理解,但在文字表达方面较差。〗

这时德才就开始节外生枝了。他说,“公社同意了,但是我们没有得到公社乡办的通知。乡办孙坚不在,老李又没让王宗仁带条子来。我们大队不能开证明。”(这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太幼稚了,应当要老李打个电话给大队或写一条子让我带给大队就好了。)德才还说什么“我们不能说让一个人病退的话,只能把情况向上反映,要求上面解决。” 〖严格说来,这也算不上“节外生枝”,因为当时单凭一面之言就信以为真也是不符合规定的。问题在于,我和他在“战天斗地”中,六年多几乎一直在同一个小组,不料他竟然对我如此不信任。〗

启发沉默不语。我接着德才的话说,“目前也只是需要大队证实一下我申请报告上讲的情况就可以了嘛!”德才接着说:“没有公社的通知,大队不能出证明。如果公社要我们把情况、表现等等写上去,就一定要公社来条子。没有公社的通知,现在最多只能在你的报告上签几个字。”我说,“公社并没有要求大队写我的表现情况,只要求证实一下我目前的身体情况。大队在我的申请报告上签几个字也是可以的。”德才又说:“大队不能提出病退,只能要求上级安排。”〖真正的“节外生枝”应该是在这里,即德才说到了知青表现情况之事,也许他还记着1972年冬天云庄村一个知青转插安徽时,由于知青“个人鉴定”等事双方发生过争议。其实有关知青表现的“个人鉴定”是知青正式离开之时的程序之一,与开始申请病退并不是一回事。好在我据理力争之后他没有继续坚持下去。〗

一会儿,他又说:“你的申请报告上谈的情况确实不确实呢?”我反问:“你是指什么地方确实不确实?”他说:“只要确实就好了。”片刻,他又问:“你弟弟不也在什么地方务农吗?”我含糊其辞地回答:“他身体有病,也搞了病退。”〖之所以含糊其辞,实在是情势所迫。我的弟弟因严重的哮喘获准病退回沪,而我又希望自己有机会“离农”,一旦成功,我家兄弟姐妹就没有一个上山下乡的,这种不合“时代潮流”的“鹤立鸡群”,很可能引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制造者”。当时的社会风气中已经出现一种“红眼病”倾向,一些人对自己的处境不满意,又容不得别人设法改善一些。也许德才是无意之中问及我弟弟的情况,但我觉得此事与我申请病退无关,所以不愿将它掺杂其中;更重要的是,在此时刻我不能不低调处理,因为我弟弟已经病退回沪、而且在1974年3月安排到里弄生产组上班。这些在当时情况下最忌讳恣意张扬。〗

又过了片刻,他对连仔说:“你就在他的报告上写:情况确实,请公社解决。”连仔点头,说,“今天时间很晚了,又在下大雨,明天早上来吧。”(因为公章在他家里)我同意了,也就告辞回家了。〖当时的大队办公室可谓徒有虚名。占用了一个地主的房子,两侧的厢房用于县社干部来村工作时的临时住宿;中间的厅堂里有张方桌和若干长凳,纯粹用于开会。平时除了那几个住间是上锁紧闭的以外,前后大门和其他地方都是畅通无阻,大队的公章、簿册等均收藏于有关干部家中。那天晚上我找支部书记,也不可能在那样的大队办公室,估计就是在书记家中,两任会计正好在他家商量什么工作。〗

【忆与议】

上述叙述中流露出对德才的不满。其实,书记、会计等人都是有各自特点的,与插队知青的关系也不是铁板一块。相对而言,由于德才固有的脾气性格,他与知青的关系常常出现纠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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