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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日记选(48)重新开始“回城之梦” [原创]  

2014-06-13 11:36:30|  分类: 1974日记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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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从当年11月下旬的日记里可以清晰地看到11月26日是东岭背青年队的“诞生日”——它标志着“艰苦创业”的新起点;那么,同一时段的日记里竟然看不出我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从“离村之梦”转向“回城之梦”——它代表着我从此踏上了申请病退的“不归路”。当年,那两件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需要对那段日记仔细解读,才有可能把有关我自己的“轨迹”解析出来。平心而论,那次十多天的“动荡”给我的印象之深,使我对自己回城大事如何起步的记忆也因之淡化到了极点,连个日子都记不清了。

以下引用的日记与上文中的日记是一模一样的,只有我自己能够从中找到那段经历的蛛丝马迹,进而扩展到其他“历史资料”,还原出当时的大致情况来。

 

1974.11.23 星期六 转晴

早上行议。老杜问我的情况。上午随徐、周、桂、程等去参加团员斫柴(筹办图书室)活动。心猿意马。最后到近岭山的地方,花了很大力气才完成每人400斤的任务。在即将完成时,我左手中指、无名指不慎砸伤,极痛。中午在岭山吃饭。稍事休息后,翻山归队,带了4担柴回来。然后去四队芋地挖芋头种青菜。晚上重写家信至12时半,长长四纸,正反八面。晚饭后至九时半食堂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公社乡办老肖参加了讨论。

【忆与议】

此处的“老杜”应该是“老涂”。沪语中“杜”与“涂”的发音是一样的。查阅1974年11月之前的日记,我没有专程到公社乡办去询问我的工作安排问题,只有若干次上海慰问团与县社乡办人员到云庄的记录,其中均未提及“老杜”或“老涂”。但是,从那年11月23日日记中首次出现“老杜”以后,就不时出现“老涂”“涂传尧”。所以,应该就是同一个人,准确的全名是涂传尧。

这则日记里是说了“老杜”11月23日问我的情况。但是究竟谈了些什么,没有记下来。五天之后,又有这样的日记——

1974.11.28 星期四 晴

行议。下午到路加山六队芋地、东边四队芋地。始阅《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下)社会主义部分》。晚上续阅《学习与批判》74/10。老孙、老涂下午与我续作交谈。县陈组长下午到东岭背。

【忆与议】

此处“老孙”是公社乡办负责人孙坚,一年之前我工伤回沪治疗期间就与他有过信函交往。此处“老涂”排在“老孙”之后,说明他在公社乡办中的位次在孙之下。此处“与我续怍交谈”一语,实在是非同小可。它表明,11月23日“老杜”并不是与我作私人交谈,而是代表了公社乡办,尽管那天负责人孙不在场。嗣后,11月28日孙、涂两人与我谈话则是上次谈话的继续。值得注意的是,五天之内连谈两次。

从孙、涂两人的角色与地位来说,他们是公社乡办的“具体化”。在那件真实目的在于稳定知青大局的成立青年队一事上,公社乡办处于握有知青管理大权的工作第一线。就我个人而言,从1973年5月“工伤事发”起,我就成了公社乡办感到棘手的麻烦事,我的工作安排问题是归公社乡办直接管辖的,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拿出解决的办法,因为他们手中并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岗位。我在1974年2月回村以后,和他们几乎没有打照面,但是,此次为了成立青年队,他们两人到云庄来“现场办公”,而我又“宅”在云庄,所以双方不可能不见面,他们不会不同时考虑这两件事。

但是他们到底和我谈了什么,我没有只字记载。如今只能从侧面进行分析。值得一提的是,与上述两次交谈相对应的是我写了两次家信。

第一次是,11月23日谈话之后,当天晚上我就“重写家信至12时半,长长四纸,正反八面”。毫无疑问,那封信少不了大谈刚刚刮起的青年队“风暴”,但是那个话题是11月20日就开始的,所以23日晚上只要继续写下去即可,为什么要“重写”呢?不偏不倚的是,就是这天早上“老杜”找我谈话了。

第二次是,11月29日日记——1974.11.29 星期五 晴  行议。上午与屠到高坑芋地剥菜、施肥。下午从山顶到石尾坑内里。续阅《学习与批判》74/10。晚与郜结10月账。观月全食。复费给程信,写家信到12点半。——此中“写家信到12点半”,正发生在28日“老孙、老涂下午与我续作交谈”之后。

所以,那六天中两次写信给家里,固然有“去不去青年队”的“选择题”,但是更大的巧合是公社乡办连续找我谈了两次话。其中一定有关于我的“工作问题”。

其实,在那六天的“中点”,11月26日还有一次家信——1974.11.26 星期二 晴    上午办了第二次学习班,否决了吴维中的提议,大队决定办在东岭背并立即上马,要求各人立即表态。仅有9人表了态(实际可有11人)。下午他们讨论产生了筹备小组(徐、赵、吴、李)。我们这些人心不在焉地打了会儿扑克。我开始给上海的人们写信。晚上部分青年队成员讨论具体事务,邀我、桂、周参加。桂表示了准备“立即上马”,周亦差不多。我则明确表示了对是否立即上马还需要考虑,便回来继续写信,尽可能客观地向上海的人们叙述了一周以来的事情发展,长达7页。然后又匆匆写就一封家信。时已11点半

当年如此密集的家信,原因在于,面对“青年队”我究竟何去何从,还交杂着政策的变化对我的究竟是什么影响。虽然从日记中看不到公社乡办老孙老涂说了什么,但是在那年12月23日祖父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今天下午五时左右,里弄派[居民]小组长到插队落户[知青]家里来慰问,并了解在乡情况。我向[居民小组长]丁霞云说,孙子在乡不能负重劳动,今年去时公社与县上山下乡办公室一口应允调换工作。哪知去了近十个月,消息全无。据孙子来信说,乡办工作人员说,你们也好想想办法,[此话]也可想象是可退回的样子。以上情况,丁霞云说我会向[里委会主任]陈鼎如汇报的。

这件事情发生在12月23日,与上述家信连连的情况已有一个月的时间。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公社乡办至少是对我透露了我有可能病退的信息!

更有意思的是,1976年6月16日,我已经病退回沪将近一年,但是,我在一则笔记中还“念念不忘”公社乡办涂传尧——联系自己病退的经过,我对于目前这种所谓“内部掌握政策”的做法十分反感。如果没有公社乡办涂传尧建议我搞病退,我怎么能知道七三、七四年间病退范围上的变化?无论是病退范围之类的病退政策,还是回沪以后残缺、生产组方面的政策,有哪一项公诸于世呢?内部掌握,方便了些什么人呢?还有毕业分配中有关“农档”的照顾政策,有几个人知道呢?这种路线究竟符合哪条路线?

从这则笔记中只提到涂传尧可以看出,1974年11月23日“老杜”那次谈话中透露了病退政策已有变化的消息。这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1973年5月工伤后回沪治疗期间,我家就向上海的街道、区乡办提出病退的要求,但是,几经交涉,始终是“由工伤发生地负责解决”,所以,我只能放弃“回城”的梦想,退而求其次,谋求“离村”“离农”,在1974年春节以后返回江西。及至1974年十一二月,已经是十个月了,忽然得到病退政策已有变化的说法,那与之前的政策是180度的转变啊!

由于当时通讯手段落后,沪赣两地只能依靠通信进行联络,所以,我对兀然得知的政策变化还是将信将疑,需要得到来自上海的可靠信息,所以在日记里没有即时记下“传言”,也没有在插友中渲染这件事。在收到我频频发出的家信之后,我父母立即四下打听,确认了上述说法,并弄清楚申请病退的程序。12月29日,生产大队收到我父母写去的信,要求大队为我办理病退手续。至此,我的病退之事才正式公之于众。详情另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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