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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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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察哈彦知青纪事》随笔 [原创]  

2014-05-09 20:04:32|  分类: 知青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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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情不自禁的联想触发横向比较的念头

在新浪博客上,我连续看到几篇推介《察哈彦知青纪事》的博文,对该书展示了插队知青详细情况赋予相当高的评价。“容豪”认为它是“了解和研究知青运动的一个独特的范本”,“察哈彦是一颗金钉子,是因为这个点位折射了中国知青运动的共同轨迹”,“察哈彦知青走过的道路,也是散落在广阔天地里的广大知青群体走过的大体相同的历史轨迹”。但是,“陶象文”认为察哈彦是“一千七百万知青中破蛹化蝶、极为罕见的小分队”。而“滴水湖”(余杰)坦承“因为自己曾经是在军垦农场度过了知青岁月,对于那些插队落户的知青朋友当年的生活有极大的兴趣”。“小屏”说,“察哈彦知青纪事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岁月中,我们是如何在自我和自然之间找到了使我们激动的新源泉,这也是我们保持着年轻的身心健康快乐源泉。”十分巧合的是,上述几位都没有插队生活的经历,他们的读书体会引发了我对该书的注意。

该书是当年在黑龙江省呼玛县金山公社察哈彦生产队插队落户的一个上海知青集体编写的回忆录。那个集体由207人组成,并且存在了十年之久。这不禁使我联想起自己曾经在江西插队,也亲历过知青集体生活,人数30多,历时六年有余,曾经被沪赣两地“知青办”视为难得的知青集体户形式。如今,我第一次知道,还有那么大规模、那么长时间的插队知青集体,不禁产生了一种横向比较的念头。

承蒙博友“老虎妈妈”(方振玉)馈赠一册《察哈彦知青纪事》,使我有机会实现了这个愿望。藉此机会,谨向方振玉朋友及该书的作者编者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B〗值得注意和研究的“人数比”

察哈彦知青的业绩是起源于这样的一个前提——1969年底到1970年初,二百余名上海知青的到来,使察哈彦这个仅三十来户住家、一百余人的村庄里骤然增加了这么多的劳动力,原有的生产格局难以维持这三百多人生计。

看到这样的介绍,我觉得最惹眼的是其中的数字。“原住民”为一百余人,“插队人”为二百余人,二者的比例为1:2。如果按劳动力计算,这个比例估计在1:3左右。这样的“人数比”使我十分吃惊。毋庸置疑,知青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成为察哈彦知青集体的特点与特色。在插队知青中,如此奇葩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

我听我的爱人说,她曾经插队的安徽淮北一带,村子都不大,十来户人家,安排插队知青两到三人,这可以说是典型至极的“散养”了,成百上千的知青恍如“一盘散沙”撒进汪洋大海之中,波澜不惊。在那里,“原住民”与“插队人”之间的“人数比”大于10:1。按劳动力计算,大约是7:1。所以,插队知青的到达对劳动力的变化并不敏感。换言之,接收“插队人”对“原住民”来说并没有成为明显的负担。

从上述对比中仿佛看到了一件事情的两个极端。而置身其中的人们在时过境迁后言及往事时也很少关注当年的“人数比”对知青的影响。但是,我发现自己在1970年秋天曾经注意到这个“人数比”问题,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1970. 9.15 星期二 阴有雨  今天是传统的中秋佳节。我班七个男生和徐、章、赵、程到林场同费一起欢聚。……有意义的是在最后的半个多小时里关于今后的打算之议论。不少人认为,在一些干部看来,接受再教育好就是劳动好,劳动不好,一切皆空。……在我们大队,条件要以一、二、五队为好些,青年的力量容易得到发挥,也比较容易看出来。相反在三、四队,就因为劳动力相对地来说比一、二、五队多,……故力量不易发挥……。

上述日记中,三、四队就是我插队所在的云庄村;一、二、五队分别是东岭背、洲老上、岭山三个村,均归云庄大队管辖。现在看来,1970年中秋节那次聚会上对知青作用的议论是很有意思的——知青能不能显示和发挥作用与知青在村里人数、尤其是劳动力人数中的相对比例有关,直言之,知青比例低使得知青的作用不容易显示和发挥出来。

那次议论没有留下具体记录,特别是没有具体的数字形成量化的依据。十分巧合的是,就在我1970年11月25日的日记中有云庄村民兵人数统计——基干民兵66人,普通民兵55人,总计121人。根据我1969年10月15日的日记所载,基干民兵为男16~30岁、女16~25岁;普通民兵为男在45岁以下、女在35岁以下。所以,上述民兵的数字121人可以认为是当时云庄村劳动力人数的下限。因为(1)民兵的年龄上限是男45岁、女35岁,而实际生产中的男女劳动力的年龄上限要比这高得多;(2)当时的“阶级路线”是把“地富反坏右”排除在民兵队伍之外的,而他们实际上也是劳动力。由此可见,当年云庄村的劳动力肯定超过120人。当然,民兵统计数中包含了30余名插队知青。所以,“原住民”劳动力至少是90人,与“插队人”的比例即“人数比”在3:1以上。

另外三个村与云庄村的最大不同是“小”,每个村都只有十户左右的规模。其“原住民”人数也可以从民兵人数中推断出来。我从1969年10月15日的日记查得,洲老上的民兵是1个排(男女各1个班,不分基干和普通);东岭背、岭山分别设独立班(因为人少,不分基干与普通,也不分男女)。

从东岭背、岭山这两个村只设民兵独立班的情况来看,包括知青在内的民兵人数最多也只有十多二十人,否则可以设排的编制了,而这两个村的知青人数分别为9人和11人。洲老上设立了由两个班组成的民兵排,那么,包括知青在内的民兵人数为二十多人,而该村知青为11人。所以,这三个村“原住民”与“插队人”之间的劳动力“人数比”大致是1:1。

虽然1970年中秋节小聚会谈论的知青作用究竟有些什么具体内容已经无法考证,但从日记中还是找到一些“蛛丝马迹”。1969年5月4日的日记有这样的记录——今天又去支援东岭背了。东岭背去年只种140亩早稻,今年则要种到250亩呢!

当年为田多人少的状况(一个劳动力十亩田以上)而苦恼不已的东岭背何以如此“大跃进”?——把原来的140亩早稻一下子扩大到250亩!重要原因就是1968年秋末冬初一下子来了9个上海知青!当然,这样的“大跃进”并不是一个冬天开辟出那么多水田的,还是托了老祖宗的福,留下了许多由于种种原因撂荒的水田让人们垦复出来。

总之,知青的到来对这三个村来说仿佛是“从天而降”的“生力军”,每个村都突如其来地增加了十来个劳动力,相当于翻倍的力量确实很可观。相形之下,云庄村的知青虽然在绝对数值上相当于另外三个村知青的总和,但是,云庄村的“原住民”远多于另外三个村“原住民”的总和,所以,云庄村三十名知青面对的是三倍于己的“原住民”,在显现知青作用方面也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

其实,1970年中秋节的那番谈论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忆,而生活实际则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虽然在1970年初,云庄村插队知青就自发成立了知青集体户大食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插队知青没有人种菜烧饭给生活劳动带来的压力,很快得到上海慰问团和沪赣两地“知青办”的支持,但是,那仅仅停留在宣传表扬上,云庄知青“大食堂”这种模式始终没有能够“发扬光大、开花结果”。而社会大环境使云庄村知青越来越觉得“没劲”、自找出路的越来越多,另外三个村的知青也“难以免俗”,结果,他们在最初两年的相对优势也逐渐丧失。到了1974年下半年,无论是云庄村还是云庄大队,剩下的知青只有“鼎盛期”的三分之二。此时在沪赣两地“知青办”的支持下,几个村子部分知青成立了独立核算的东岭背青年队,当地政府指令生产大队无偿划拨水田、山林等生产资料,上海慰问团牵线搭桥获取价廉物美的机械装备,实际上与“原住民”形成了分庭抗礼的格局……。

回顾上述变迁,对比察哈彦的历史,不由得有感而发。虽然我还没有看到那个集体的人数变化渐降曲线图,但是我相信,察哈彦的知青集体从一开始就占据了“压到多数”的人数优势,这样的开局是它维持十年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说1970年中秋节在山村的议论是下乡将近两周年之际的一种自发的思索,那么现在是时隔四十多年后回首反顾那时那事的内幕真相的一种有意识探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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