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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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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日记选(29)经历“被推荐”的意外 [原创]  

2014-04-18 10:43:26|  分类: 1974日记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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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盛夏的双抢时节,在全面感受生产队仓库保管员的同时,又微微领略了“选拔工农兵学员”的滋味。实际上也不是“选拔”的全过程,仅仅是最初阶段:个人报名、基层推荐。

时光飞逝之中,对那次“选拔”的记忆几乎遗忘殆尽,当年留下的日记中有几次寥寥数字的一笔带过,农忙结束后对“选拔”有一个回顾性的笔记。下述笔记里〖〗中的内容是补入日记的有关记载。

1974-08-28

今年的大学招生已经有点眉目了。其过程大致如下:

7月30号晚传达了7月10号省高校招生办公室发出的江西省一九七四年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宣传提纲。

8月2号晚上,突然得知这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晚上到德才处报名者甚多:徐、周、潘、黄;费、程、刘、张、陆和我,外村有赵,苏、金、何,吴等。〖当天的日记中报名者还有郜。〗

8月5号晚上,各队群众评定、报考大学者填写志愿。我胡乱写上二个:共大总校(农学)和上海师大。〖当天的日记写道:晚上报考大学,我填了共大总校和上海师大。后各队群众评定,到会者甚少。〗

〖8月8日日记:传闻大队上报公社5个推荐名额。〗

8月10号,程、金被通知去公社,是大队推荐的。

12号,上午程回来,公社将他列入了中专名额。他回队想求得大队的支持,未能如愿。大队说权力归公社,下级服从上级。下午公社来电催促程立即去交表格。据说他当面表示服从公社决定,背后大叫要反潮流云云。

〖8月19日日记:王听仲XY讲,我大队曾上报五个名额:赵、金、程、、我。郭DJ也证实曾在公社见到我的名字。〗

下旬初,检查体格,程在第一关五官科就被打下来了,因为视力过不了关。他又拒绝了公社干部的建议——借此机会全面检查一下身体——立即离开新干回到云庄来。  此后其情绪一直不高。

中旬末就开始传着这样的消息:此次大队上报名额,先是赵、金,公社说赵年龄已过,要求另推一个,大队又上报了程与我二人,结果选中了程。此乃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

对于上报的两人,众人颇感不满,   然而这些又难以用“走后门”来作为反对的理由。我在想,为什么有些从苦难的旧社会过来的人如今成了干部,却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来为自己的私利服务?!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忘本吗?看来如今明火执仗地开后门的人是不多了,而改换方式、采用更巧妙的手法者,则大有人在。

【忆与议】

写下上述事后回顾,距离事发之时不满一个月,按理不会没有内容可写,但又确确实实只留下了几百个字。如此“待遇”,与自己对农忙中仓库保管工作的回顾相比,可谓大相径庭——在晒谷结束的当天,8月25日,就开始对晒谷进行了系列回顾,三天之后,8月28日,才对事关人生前途的“选拔”一事进行了简单的回顾。不仅时间上较前者滞后,而且篇幅远远不及前者。

当年报名时,云庄村知青集体户已经从“鼎盛期”的32人减员为22人,而且有3人已经确定转插他处,所以,实际“在册”的只有19人了,但是有11人报名。另外三个生产队曾经到达过31个知青的“高峰”,此时已经滑落到23人,报名人数不少于5人。合计全大队“在册”知青42人,报名人数超过16人。有意思的是,报名比例最高的云庄村,最终没有一个知青“中选”,而洲老上村在1974年有三人报名,当年就有一人“中选”,翌年又有一人“中选”!全大队的知青在十年中也仅此二人幸运上学。

现在看来,当年的“选拔”过程实在是无章可循的,至少不是大家都明白的。其一,7月30日晚上传达有关文件,三天后8月2日“突然得知这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这就表明相关的人员获得相关的信息不是“机会均等”的。其二,8月2日那天晚上还要填写志愿,我“胡乱”填了两个,说明当时是不明就里、临时得知有此事。其三, 8月10号得知两人获得大队推荐,而“流言”中并非此数,可见在基层对公开推荐人选也是“内外有别”的。其四,8月12号有人要求大队将其列入大学名额,遭到拒绝,原因是“权力归公社”,这正好说明,即使是当事者也不知道究竟该向谁说明自己的要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当年我报的那两个“志愿”,共大总校(农学)应该是偏理科的,上海师大则属于师范类,总起来看是远离工科、倾向于理科和文科。这样的“志愿”和三年多以后的1977年冬天我参加首次恢复高考时填写志愿时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有碍于“文科危险论”而选择了理工科,但在填报志愿时还是优先理科、师范为“陪衬”。见《我的高考1977纪实(七、又是一百天)》。结果还是阴差阳错,最终录取在工科。似乎是在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天意。

从那年7月30日传达的文件来看,那次“选拔”不仅有大学,还有中专。我显然没有考虑中专。至于当天日记里我写下了“各队群众评定,到会者甚少”,说明我对“群众评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是颇为注意的,“到会者甚少”几个字就流露出某种不满。

在“报名、填志愿、群众评定”之后三天,8月8日,就有传闻大队上报了5人。19日又有传说那5人中包括我在内。后来还传闻在另一次大队上报人选中又有我,为此,我写下了“此乃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之所以感到意外,绝非自以为稳操胜券却事与愿违大失所望,而是因为自己对“选拔”之事虽然有所关心,但是对“中选”根本不寄希望,却一再传闻大队上报名单中曾经出现我的名字,这使我自己觉得出乎意料了。这样的心理状态应当是源于“自知之明”,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家庭出身至关重要,所以,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是身背两代黑锅,上大学之类的幸运绝无可能降临到我的头上。此刻居然发生“被上报”的“喜剧”,实属意外了。

换个角度而言,那年大队上报名单并不是公开的,与当事者本人亦无接触,至少我自己是这样的经历,本人一无所知、木知木觉,既没有我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也没有任何干部与我谈过此事。当时,哪怕有一个干部对我说过一句话,我定会郑重其事地写入日记的。可以推断的是,基层干部把我这个因工受伤但又无法安排的知青视为一个包袱,“推荐上学”是个机会,但是真正掌握决定权的是公社。所以,与其说8月10号大队推荐了两位知青,还不如说是公社决定的。

在当时的条件和氛围中,那种“选拔”方式饱受诟病,是由它自身因素决定的,所以最终不可避免地被彻底否定。但是,当年在它存续期间,事关个人的前途命运,知青之间难免互不服气,也只能从当时流行的大潮流中寻找发泄的途径,“反对走后门”就曾经是一种选择,但也不是“灵丹妙药”,所以,当年就觉得虽然“众人颇感不满,   然而这些又难以用‘走后门’来作为反对的理由”。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对于当年知青集体户中的“反对走后门”,我在2013年2月整理与回忆1972年的经历时有所思考,专门写过一篇《“走后门未遂”?》;时隔八个月,2013年10月,整理1973年日记时再次涉及这个话题,有了《反对走后门的困惑》里的一些想法,自我感觉是有所突破。现在看来还是说得通的——

很可能正是(1973年)这样的经历与结果,才使大家渐渐萌发了这样的观念:“与其大家呆在云庄一起苦熬甚至互相倾轧,还不如各显神通各奔前程各得其所”。云庄知青集体户的人数“维持稳定不变”并不是共同的愿望。果真有人从心底里不愿意“跳出农门”?!非也,只不过幸运没有降临到自己的头上罢了。后来的事实表明,从那以后,云庄知青集体户里再也没有重演“反对走后门”的活剧。

时过境迁之后如何评说那样的“反对走后门”,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尤其是存在一个矛盾至极的现象:一方面,普通知青和基层民众对于层出不穷的“走后门”现象深恶痛绝,都赞成要“坚决刹住”;另一方面,普通知青和基层民众中越来越普遍地“找关系、寻门道”,目的在于尽早尽快实现“跳农门”。那么,此等作为与目的与那些干部通过“走后门”让自己的子女早早地离开农村又有什么两样呢?

从中上层的干部“领先一步”“捷足先登”到基层民众普通知青的“群策群力”“心照不宣”,都是一个心思“跳出农门”,这说明干部与群众在上山下乡问题上是存在共同点的,即使是中高级干部,他们也还是人,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离乡背井长年累月“修地球”。所以,“走后门”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上山下乡政策上,它是违背人心、违背民意、违背时代潮流的。无论是“走后门”还是“找关系”,都是在不可能公开反对上山下乡政策的情况下,表达对上山下乡的反感和抵制,并且谋求“自救”“突围”。但是,这样的“曲线反对”“曲线自救”在“蔚然成风”之后,没有使错误政策的始作俑者警醒过来并深刻反思,更没有从中汲取教训并改弦易辙,而是漠视现实且一意孤行,导致不正之风弥漫扩展,愈演愈烈,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体制决定了无法自我更新、及时完善。这才是上山下乡酿成“走后门”等现象“社会化”的根源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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