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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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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1974日记选(27)高潮中的高热 [原创]  

2014-04-12 09:08:28|  分类: 1974日记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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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参加双抢、首次担任保管员(之五)

得力于前述既有大干也有猫腻、既有正路也有邪道的“多管齐下”,又受到老天爷的眷顾,晒谷第二阶段的后十天里还算平稳。整个双抢进入了最后的高潮,但是,经过持续拼搏的血肉之躯频频发出了警报。

 

1974. 8. 1 星期四

今再创干谷纪录——9257斤。午前12时吃三两稀饭后,人感觉极坏,恶心作呕,硬硬头皮坚持下来了。

1974. 8. 2 星期五

上午天不好,云很多,午后转晴。在日进水谷9958斤的情况下,仍进干谷8000多斤。人是很疲劳的。

晚上到德才处报考大学者甚多:徐、郜、周、潘、黄;费、程、刘、张、陆和我。南边三个队有赵,苏、金、何,吴。

【忆与议】

在晒谷进入“步步高”的高峰期,1974年“选拔工农兵学员”也进入了“实际操作”,我则感到糊里糊涂、木知木觉,日记里也只有寥寥数字,更无详细记载,及至晒谷工作结束的八月底,那一年的“选拔”也尘埃落定,我才就此事写了一段专题笔记,后文另详。

 

1974. 8. 3 星期六

天气极好,但体力不支,两脚发软,怕冷,闭汗,心闷作呕,坚持到3点钟换谷完毕,请王XW顶替下午的工作。未进午餐。晚上也只吃了2两稀饭。

1974. 8. 4 星期日

大好晴天。早上王XW临时对我说他身体不适,不能代我。找刘TN,他休息。找屠HS,他不愿去。只得我自己硬硬头皮再去。又逢冬生爱人早上生了儿子,冬生今又不来,我不得不取消休息一天的打算。由家恒代冬生。中午以前仍感不适,两餐皆只吃二两。下午出了些汗,开始觉得好过些。又到近8点回家。中午又到3点吃饭。程代周六七天保管之后,于昨天病倒,高烧不退,今早去小坑,医生无法确诊。王XW到晚上也由陆陪了去小坑,体温从早上的38℃增至39℃以上。

1974. 8. 5 星期一

天晴。坚持了一天,到下午感觉尚好。晚上报考大学,我填了共大总校和上海师大。后各队群众评定,到会者甚少。

1974. 8. 6 星期二

中午多云,颇有下雨之势,总算未下。早上等候九生组,到9点半才吃早饭。中午换谷又至2点多。程今回,据说是重感冒。

【忆与议】

当年此刻云庄村知青集体户中一度发生“惊恐”,因为接连有插友发高烧而趴下,这使大家回想起1970年双抢之后在知青集体户中出现的肝炎流行(参见《病魔突袭集体户》),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四个冬夏,但是大家对四年前的一幕仍然记忆犹新。当初也是高烧打头阵,随后眼白发黄、浑身无力,需由插友陪伴去县医院,旋即确诊急性黄疸型肝炎,插友送患者上火车回沪治疗,自己回到村里也发起高烧来……,如此循环往复,先后有五分之一的插友“中枪倒下”……,往事不堪回首!日记中的程姓插友当年被称为“劲般(jin第二声,ban第一声)”,当地方言中此词意为“身体上佳且干劲十足”。他代班当保管,与我同在一片晒谷场,还同吃一锅饭、同住一栋屋。另一“发烧友”(发高烧的插友)更是和我住在同一个房间。面对此状,不禁胆战心惊,唯恐病魔卷土重来。幸好他们高烧之后未见黄疸,情况缓解,“警报解除”。我未出现高烧,不适症状估计是中暑所致。

恰在此时,和我搭档的保管员冬生光荣升级成为爸爸。当地“原住民”因循固有的传统,二十岁出头就谈婚论嫁了。冬生的年龄与我等知青不相上下,喜得贵子之时才23岁,在尔后的岁月中,他居然连得三四个儿子。作为曾经“并肩战斗”的同一代人,在“成家立业”方面迥然相异,知青绝大多数是晚婚晚育一胎化,而“原住民”则是早婚早育多子女。如今都过了花甲之年,个中甘苦各不相同。

 

1974. 8. 7 星期三

三伏。果真“漏了三伏”,下午下了场阵雨,淋湿了12担种谷。本来中午不换谷,可以过一天自割禾以来最轻松些的日子,想不到“上天”硬是不同意。

【忆与议】

不记得当地“漏了三伏”还有什么说法。日记里如此抱怨“上天”,是再次怀疑“人定胜天”。

 

1974. 8. 8 星期四

晴天。直到7点半以后才收工。四队七根组收工最晚,我去打帮打电筒称谷。传闻大队上报公社5个推荐名额。

1974. 8. 9 星期五

晴。割禾已到尾声。如九生、七仔二组下午支援志新组的话,完全可以结束的。

邓发再到上海接知青四名(十一天,往返14天)。到乐门后,午到云庄。我父曾到饭店找邓。×将此事大事渲染。

【忆与议】

此处有一个无法忆及详情的记录。邓发再是当年鸡峰公社(现为麦斜镇)的干部,常年“驻队”在云庄,为什么会在1974年双抢季节去上海接知青?云庄村乃至云庄大队的知青均是安分守己的“良民”,不会发生需要所在单位的领导“领回家”的事情,那么,难道他是代表鸡峰公社到上海接受新下乡的知青?这种可能性似乎又很小,根据新干县档案局2010年编印的《红土情缘——上海知青在新干》一书中所载知青名册,当年上海知青到新干插队是在1968、1969、1970年这三年。现在从上海地方志等渠道得到的信息是,1972年以后上海到外省插队的知青数量很少,所以,1974年“到上海接知青”很可能基于这种情况:毕业分配时划入“外农档子”,就到新干“投靠”先前下乡的哥哥姐姐。这种情形为数不多,难道说就因此而“物以稀为贵”、需要接收地的干部去上海迎接?抑或还有其他原因,不得而知。

上述区区四十余字的记录里还有一个早已忘怀的情节:我的父亲还到邓发再在沪下榻的饭店拜访这位公社级“父母官”。由此看来,云庄知青是知道邓发再的上海之行及其日程的,并且通报给上海的家长了。有那样一个管控知青的“父母官”光临上海,对知青家长来说是表达诉求的极佳时机。而我当时正在谋求“离村”“离农”,自然少不了“登门拜访”。日记里还说“×将此事大事渲染”,似乎隐含着知青之间某种不和谐。……这一切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化为过眼云烟了。

 

1974. 8.10 星期六

午后二时起下雨,幸亏动手较早,损失较少。我队至今日上午完成割禾。程、金被作为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晚上开“进仓”三联单。

【忆与议】

在云庄已近六年,从未有机会涉足生产管理领域,所以,直到此次双抢期间担任仓库保管员,才有机会见识三联单之类的手续与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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