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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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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说“老三届”是怎样“炼成”的(3) [原创]  

2014-11-08 19:07:46|  分类: 平民忆文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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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及,1966-11-16发布的、内部宣读张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把原定于1967年1月实行的“大学招生改革”抛到了九霄云外,现在尚未查到与此直接相关的文件资料来表明当年领导层对1966年大学招生问题有什么新的正式说法。倒是查到了1967年2、3月间有关小学、中学、大学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系列文件”——

1967-2-4,中发[67]39号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

1967-2-19,中发[67]59号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1967-3-7,中发[67]81号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全国范围基层单位里张贴。这说明当年它们并不是保密的,是面对民众百姓的公开的说法。

 

【三】1967-2-4,关于小学文革的中央文件

在关于各级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系列文件”中,首先出台的是关于小学文革的文件,全文七百余字——

中共中央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

(供讨论和试行用)

1967.02.04;中发[67]39号

(一)小学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条重要战线。必须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办事。

(二)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在外地串连的小学教师和学生,应当返回本校,积极参加本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斗批改,并组织学生学习。

(三)小学生可以组织红小兵。五、六年级和一九六六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文化革命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

一、二、三、四年级学生,由革命教师或高年级学生作辅导员,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学生也必须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

(四)小学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由教师和高年级的学生民主选举产生。这些组织的成员,应以革命教师和高年级的革命学生为主体。

经过群众讨论,健全或改选学校的行政班子,管好师生的生活。

(五)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许任何领导因为群众提出批评,揭露问题,而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打击报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小牛鬼蛇神”等的革命师生,必须平反。

(六)在文化大革命中,重点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把教职员工中那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由教育机关安排,就地劳动改造。

这一通知可在全国城乡基层单位和小学校中张贴。

 

从上述文件的“(二)”中可以看到,当年不仅成年人教师外出串联,连未成年的小学生都有外出串连的。文件要求各地小学在春节后开学,说明当时各地小学均处于停课状态,但是该文件没有称之为“放假闹革命”。1967年的春节是2月9日,而文件发出日期是2月4日。如此仓促匆忙开学,效果如何也是可想而知的。难怪乎,一个月后的1967-3-7,人民日报要特地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说明一个月前要求小学开学是化为乌有了。这是后话。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1967年2月,还没有出现“复课闹革命”的说法。

在文件的“(三)”里安排了开学后高小、初小的“学习”内容,极具极端年代的“革命”特色。除此之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词组“一九六六年毕业的学生”。它指的是1966年夏天应当离校的那一届小学毕业生,即66届小学毕业生。如今品味这个词组,忍俊不禁的是,若不是1967年2月的“小学开学”很快不了了之,就很有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与“老三届中学生”比肩而立的“老N届小学生”了。这是因为,稍后发布的关于中学文革的中央文件里并没有提到中学招收新生,这就意味着66届小学毕业生只能滞留在小学母校里,于是就会出现两个六年级并存的怪象,要用前缀“老”“新”来予以区分了。后来,在1967年10月底重新启动的“复课闹革命”中,明确并实现了中学招收新生,从而避免了66届小学毕业生的尴尬。由此联想到,正是因为没有解决66届中学生的出路问题,就出现了“老”毕业班走不了、“新”毕业班已来到、新老二者同处一校的历史“奇观”。

该文件的“(四)”“(五)”两条,明白无误地把小学生也组织起来参加文革,而他们不过是六七岁到十三四岁的少年儿童,属于未成年人范畴,却已经被深深卷进了政治运动里,正常的学习文化知识的黄金岁月坠入了喝狼奶的黑暗泥淖之中。如此“大革命”,实在荒唐荒谬。

文件的“(六)”表明,当时小学里不仅是打击一小撮走资派,而且要清理教师队伍。这是对当年“革命目标、革命方向”的再清晰不过的昭示。现在有些人罔顾历史事实,为文革涂脂抹粉,掩盖文革真相,实在是徒劳的。

近些年,我一直在关注1967年3月那次“复课闹革命”不了了之的原因与过程,至今尚无结果。但是,注意到在《周恩来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1967年)2月2日……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提议:“(一)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召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明(三)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讨论农业。(二)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谢)和剑英参加。务请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四日,毛泽东在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

这样的内容清楚地表明,当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最高层也不是完全一致、高度默契的,上述周的信就没有得到毛的认可。

更值得品味的是,周“提议讨论”的文件已经“在印发”,这种现象岂不是说明所谓的“讨论”不过是走过场而已?而在这些文件中,又恰恰包括了“小学开学文件”。目前看到的历史资料里,确实存在上述2月4日发布的关于小学文革的中央文件。那么,关于小学开学的中央文件到底有没有“讨论”过呢?如果是“讨论”了,是谁参加“讨论”?“讨论”情况如何?如此等等的细节,迄今都是模糊不清。

也许那些事情属于领导层的决策过程。从当时的业务管理层次而言,在春节前考虑节后的开学事宜原本就是例行公事、题中应有之义,而在1967年年初这个特定时间点上,立足于大学、中学“放假闹革命”并且延长到暑假这样的前提,发布关于小学开学的文件也是合理的。问题是,这样的举措是怎样不了了之的?进而,更加令人感到值得深思:当年的中央到底是怎样运转的?当年的中央文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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