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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那年我在云庄“罚议”(一)无法回避的不二选择 [原创]  

2014-01-16 13:18:08|  分类: 插队在云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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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68年11月“自愿报名”离开上海到江西新干县云庄村插队落户,时年16周岁又3个月。蹉跎复蹉跎、迷茫复迷茫,外省一些地方不时传来知青进厂、上学、当兵等等“离农”消息,可是我们那里很少有此类动静,于是“转插”“病退”等等途径吸引着插友们“曲线回城”。当然要实现这样的“曲径通幽”也是难上加难。如今回首反顾自己的回城之路,曲曲折折,不可捉摸,那实在是一个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年代,从小只知道在“时刻准备着为××××奋斗终生”的呼号下做一头俯首帖耳的老黄牛,而来到“广阔天地”之后,“大有作为”化为泡影,没有背景、无职无权的平民百姓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飘渺无望之中,插队岁月进入了第五个年头,竟然出现了一丝回城的希望,那是一次极为偶然又十分痛苦的“机遇”——1973年5月7日,在一次劳动中发生右锁骨骨折,被医院认定“不宜参加重体力劳动”。这对刚刚听说有“病退”政策的知青及其家长来说,不啻为“天上掉下的大馅饼”。可是,到上海各级有关部门去询问的结果是大失所望,他们众口一词,答曰:此事不是发生在上海的,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回到工伤发生地解决。我写信给县乡办、公社乡办,他们都说“回来以后再商量”,始终不谈具体说法。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1974年春节后我结束了在沪九个多月的治疗,于2月23日回到江西。〖上述过程详见《插队云庄(纪实与回忆·1973年)》〗

应该说,此时此刻的我是开始了“离村之梦”——希望能够藉此机会离开农村生产队、不再挣工分,哪怕是到公社所在的小镇上,有一份工资就行。可是,县乡办、公社乡办仍然闭口不谈我的“出路”,只是让我回村里等着。于是,这只球又一次被踢到最基层的农村干部面前。当时是由大队支部书记、大队会计等“接球”处理这件事,觉得十分为难,难道就让一个知青在村里吃白饭?其直接后果必定是每年在生产队欠下成百元的口粮款。他们们一再对我说,“农村人民公社”没有劳保之类的政策,唯有“五保户”。这是大实话——“五保户”是五十年代开始出现的称呼,指的是农村中没有亲属供养而依靠社会保障的住户。最初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后来的农村人民公社对那些缺乏劳动能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者,实行保吃、保穿、保烧、保医、保葬(儿童为保教),简称“五保”。对照这样的政策规定,我是无论如何也进不了“五保户”的范围的。因为,最根本的大前提“没有亲属供养”就对不上号。

在这近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窘迫境况下,大队干部还是想出了办法——让我专门负责云庄村的“罚议”。“罚议”,又称“行议”,是当地并不鲜见的乡规民约,简单地说,就是对不利于众人利益的现象,进行事先大家约定的处罚。在人民公社体制时期,云庄村“罚议”的具体做法是,对各家饲养的家禽(鸡、鸭、鹅)、家畜(猪)以及各家分担喂养的生产队集体所有的黄牛、水牛,若因各家“看管不严”而跑出村子范围或擅下农田的,社员可以赶回圈中或“捉拿归案”,并报生产队给予相应的处罚。其中,鸡、鸭、鹅、猪按只计,分别为4、5、6、10个工分;牛是归生产队所有,即使“犯规”触犯了集体利益,还是手下留情、处罚力度稍轻,黄牛、水牛各为4、5分。很明显,上述处罚并不需要生产队增加经济支出,而是属于社员之间的“再分配”。

但是,多年的实践表明,在执行“罚议”规矩时困难重重。因为大家都是一个村甚至一个姓的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都难免会有“看管不严”的时候,所以,情面观点是不可避免的。若存在宗族纠纷,则会引发更大的矛盾。但是,不执行规矩也不行,“看管不严”就会慢慢变成“放任自流”,家禽家畜就会“横行无阻”。于是,就实行“轮流坐庄”,即,按一定的排序,轮流“罚议”。即使这样,执行力度和规矩的严肃性等等还是得不到保证。最普遍的现象是,视而不见(明明看到某家的猪跑到村外了,偏说没看见,理由是一天到晚在那么大的范围内“罚议”怎么可能一览无遗),或者手下留情(不是不报,而是少报,明明是赶到某户两只猪,但只报一只)。

诸如此类的状况也情有可原,各级干部也束手无策。久而久之,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让“执法者”回避那些斩不断理还乱的亲情关系,“外来人”才是最佳“罚议人”。于是,知青就成了首选。实施的效果证明这样的想法是“一厢情愿”,因为知青也是人,加上插队多年,与诸多“原住民”的交往也会有亲疏远近的差别,难以一视同仁。1972年,一位插友在申请病退期间,被照顾去“罚议”,没几天就陷入唾骂之中,直到离村时仍然是怨声载道。这就是摆在我面前的前车之鉴。那位插友“罚议”是在病退基本定局的情况下苦撑了几个月,而我则是前途渺茫,不知道何年何月是个头。

尽管当时我的隶属关系在第六生产队,但云庄村还有第四、第五两个生产队,所以,当时就有一个交往较多的“原住民”同龄人“祝贺”我,因为我成了独一无二的比一个生产队队长还管得宽的人。初闻此说会觉得很神气,仔细想想,以无职无权的一己之力面对三个生产队,要做到一碗水端平,谈何容易啊!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罚议”一事对我来说是不二选择——大队生产队没有别的“岗位”,我也不能说自己无法胜任那种在村里田头管管家禽家畜的“照顾”。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当时云庄村还有20多个知青,其中三分之一是女知青,体弱多病者担任村小学的“赤脚老师”已经绰绰有余,我怎能让她们为我腾出位置?我心底深处更担心的是,倘若真的“夺人所爱、雀占鸠巢”,反而减少了我“离村”的可能。再有,既然早晚要“离村”,就要力争与生产队、大队“好离好散”,避免留下某些“后遗症”。先前有一插友在1972年冬天转插去皖南,离村时与大队干部产生瓜葛,致使大队拒绝出具其在云庄四年的“鉴定”,导致1973年在皖南丧失被推荐上大学的资格。这是值得引以为戒的。用时髦话来说,就是“站好最后一班岗”。当然,这班岗有多长,无法预料。更没有想到,我成了“空前绝后”的长达十五个月的“专职罚议人”。

在此期间,我“无心插柳”留下了有关的笔记和“罚议记录”,而今彼此对照,为回顾那段人生经历找到了颇为详尽的细节,逐步唤醒了沉睡卌载的记忆。那十五个月里,从犹豫不决蹒跚起步,到屡屡作出惊人之举,再到得心应手应付自如,及至辄然而止病退离村,恍如一幕长剧重现眼前。相形之下,2009年4月因开博之初在写博话题方面捉襟见肘而匆匆完成的“急就章”《1974~1975,我在江西云庄当“专业户”(1~5)》就显得单薄而粗糙了。谨以本文作为升级更新版。(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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