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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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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日记选(15)感受农场与插队的区别 [原创]  

2013-10-09 13:46:21|  分类: 1973日记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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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回沪养伤的最初几个月,都在月末写一篇月度小结。如今看来,其中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内容,1973年7月是我在日记中第一次感受到,虽然同样称为下乡,农场与插队有很大区别。

1973-07-28 笔记

转眼间,七月份又过去了,时光是那么无情,瞬息而逝!

(一)本月,通读了《马恩选集》第一卷,并作了一些摘录。作摘录时碰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即抓不住重点,有时把摘录变成了大段大段的节录。仔细想来,这固然是由于自己缺乏概括能力,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自己很少懂得马克思主义,因此一读到书就感到什么都新鲜,什么都重要了。

(二)本月同一些在沪的老同学有些接触,面虽小,但给我的教益是多方面的。例如,戎、杨两位(尤其是后者)认为无法理解连徐都对云庄的环境感到不满意。我想这正说明了社会存在决定人们思想意识的道理。杨未体验过农村生活,戎虽到过农村,但是农场,同插队有很大区别。因此他们对于中国农村的了解比我们更少、更肤浅,某些想法的天真可笑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更深的感觉是,他们思想境界大大高于我。我想,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所处客观环境的不同——较我们优越些,而重要的是在于他们主观的努力。联想自己近五年在农村的表现,时起时伏,止步不前。惭愧之余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报上报道的先进人物能在比我们短的时间里作出那么大的成绩来呢?这个问题早就产生了,但迄今总不能找到圆满的答案,每次总把原因归咎于客观条件,这难道符合辩证法的观点吗?

(三)周DQ曾不止一次地问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虽然不满意但又不得不留下去的环境在某一方面有所钻研呢?的确,就算自己对自然科学无所兴趣,或许因此不会去探讨科学种田,那么为什么不能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或解决一些现象与问题呢?政治经济学、哲学……等等社会科学难道是与农村无缘的吗?绝对不是。这又反映了自己至今还是理论脱离实际的。读过几本马列的书,还不能算是学习的成绩,要“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才算是学到了一点东西。今后,不能只记住一些条文词句,而不会运用到实践中去,碰到问题束手无策。

我又检查了自己的学风,发觉自己常常满足于幻想一举成功,满足于一知半解,不善于深入思索,缺乏主见。这学习精神方面的种种不足是今后应当随时注意纠正的。

(四)生活上是舒适的,清闲的,思想活动也增多了,常常回头看过去。回忆过去,应当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向前进。而我却常有各种各样的“后悔莫及”,对此是懊悔,对此亦是叹息。为什么偏偏缺乏“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精神呢?本月中,曾有几度难以从简直是莫名其妙的极端烦恼中解脱出来。由此看来,我还是在“放松努力——后悔——没有行动——放松努力”的圈子中兜来转去。这实际上是一种庸人的庸俗气俗。要真正做一个胸怀大志的人!

下月六日是自己的生日,那时,生命将跨入第二十二个年头。我用什么来迎接它呢?鲁迅说,解剖自己,严于解剖别人。我应当严格地解剖一下自己!

【忆与议】

以上可谓“七月感怀”,其中提到“本月中,曾有几度难以从简直是莫名其妙的极端烦恼中解脱出来”,可是没有言及具体内容,只有一些空洞的时髦话语。值得注意的是,我在1973年萌发了“农场与插队不一样”的感受。对那件事,我至今尚有不浅的印象。起因是——1973. 7. 5 星期四 晴热 上午去戎家,杨亦在。杨十时离去后,与戎兴致颇大地谈至11点半才回家。

其中提到的戎、杨两位同学,均为67届初中生,与我同校同届不同班,在校时、特别是“复课闹革命”期间交往甚多。1968年秋天,67届中学生的毕业分配开始了。戎同学虽然是家中的“独苗”,却积极要求上山下乡,1968年底(抑或1969年初)去了崇明某农场。而杨同学有先天性心脏病,留城进厂。我等数人则赴赣插队。在离开校园踏上社会以后,彼此之间很快出现异见。杨在1970年5月写信给我们这几个下乡插队的同学,对我们那年年初首次回沪探亲期间表露出来的“情绪低落”提出批评(见《潮起又潮落的转折》,1970-5-13日记),这是老同学中第一次有人直言不讳、“出言不逊”而导致某种隔阂感。

三年以后则是一次较为深入的交流。1973-7-5,在沪养伤的我与戎、杨聊谈许久,他们俩对我所说的到农村插队以后的情况感到“无法理解”,尤其是“连徐都对云庄的环境感到不满意”。这是指我们这几个插队的当中有一位徐同学,在校时是红卫兵团团长、校革会副主任,下乡四五年了同样不安心农村而希冀上调进厂。相形之下,戎、杨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杨已入厂五年,正在积极争取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戎也“脱农”进了上海港务局某装卸区,成为“产业工人”。没有想到,当初的同学竟然由于身不由己的“毕业分配”而在数年之后出现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如此巨大的落差,并给那次交谈的参加者在心理上带来巨大的冲击。

诚如笔记中所说——杨未体验过农村生活,戎虽到过农村,但是农场,同插队有很大区别。因此他们对于中国农村的了解比我们更少、更肤浅,某些想法的天真可笑也就不难理解了——经历不一样,想法不一致。他们对我们在1969年遭遇山洪暴发以后生产队分红的水平较往年暴跌三分之一而且从此以后一直未能复原的实际情况觉得难以理解,因为他们以为各地的“贫下中农”都是“大寨人”那样的“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又因为他们从来只知道“大寨精神”“人定胜天”以及“大灾之年夺得大丰收”之类振奋人心的事迹;更因为他们只有“全民所有制”职工丰歉无忧拿工资的实际经历,……所以无法想象曾经意气风发的同学在插队不久会如此颓废(尤其是男同学几乎都学会了抽烟喝酒),更谈不上“和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改天换地……”。

那次聊谈没有能够取得多少共识,却引发了我的思考。然而没有能够持久深入下去,因为更迫切的需要是面对实际。即使是在1975年病退回沪以后的三十多年里,也还是忙于谋生,很少思考这样的问题。直到近几年才有时间有兴趣关心这方面的话题。当然,角度与深度同三十多年前相比是大不一样了。

笔记的内容也是自己当年矛盾心情的表白。一方面,感到了离校五年之后出现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自卑地承认自己的思想境界不如留城或回城的同学,实际上是承认所谓“再教育”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对此感到困惑,“为什么报上报道的先进人物能在比我们短的时间里作出那么大的成绩来呢?”而且久思不得其解。

上述“七月感怀”里还提到一位周同学,他也是有幸留城的,由于是同班同学,又是近在咫尺的邻居,所以,在我回沪期间我们经常来往。周同学的想法在当时的风气下也不少见——“为什么不利用这个虽然不满意但又不得不留下去的环境在某一方面有所钻研呢?就算自己对自然科学无所兴趣,或许因此不会去探讨科学种田,那么为什么不能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或解决一些现象与问题呢?政治经济学、哲学……等等社会科学难道是与农村无缘的吗?”——这些话是不错,可是仔细想想,在旱涝保收、衣食无忧、铁饭碗的情况下,尚可奢谈什么哲学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而在基本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何尝不是空谈、清谈、乌托邦?事实上,在饥不择食寒不择衣之时,热衷于所谓的“理论学习”更有可能陷入对歪论邪说的盲从。

应该说,1973年还只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中期,“扎根一辈子”之类的极端口号还没有铺天盖地,不同“编制”下知青之间的差异还没有达到极致。而七十年代末“知青大回城”使上山下乡运动寿终正寝之后,由于不同的下乡环境(插队与农场、北方与南方、知青分布的疏与密等等)、不同的下乡期限(少则两三年的短期,多则十来年的长期)、不同的下乡时间(运动初期与运动中后期),都会对参与者产生不同的影响,得出不同的结论。可是,时过境迁之后的今天,有一些人大张旗鼓地提出“××精神”和“天下××一家人”的口号,这充其量是一种自娱自乐,实在是一种无知无畏,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现象的科学态度和学术研究。倒是需要警惕那种类似于阶级斗争理论之下“阶级亲”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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