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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平常心回忆无常事

 
 
 

日志

 
 

九月六日再回首 [原创]  

2013-09-06 10:08:20|  分类: 平民忆文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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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13之夏,40.8℃的历史最高气温,47天的次长高温天数,都是今生今世的难得经历。高烧退尽,高温结束,回归常态,迎接秋凉,告别了这场堪称为“不出国门的非洲之行”。静下心来,定下神来,瞩目月份牌,“九月”跃入眼帘,“六日”更是刺目,不由得又一次坠入回忆与思考。

那是炎热又狂热的1966之夏。正是在那个夏天,“红色狂飙”席卷大地,把我这个刚到十四周岁的初中生卷入“大革命”,不谙世事的未成年人天真幼稚地以为这就是“大风大浪”的锻炼(详见《1966年那个狂热的炎夏》系列纪实回忆录,写于2012年)。万万没有想到,“红色恐怖”接踵而至,无权无势的一介草民因言获罪成为“阶级敌人”,名不见经传且不到四十岁就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全家老少陷入惶恐不安之中……。一个夏夜更成为无尽深渊。

四年前的2009-9-6,写就《1966-9-6家耻日》,记下了那个刻骨铭心。终身不忘的黑暗之夜。一年后,2010-9-6,我在《又到九月六》里扪心自问——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了却了自己多年夙愿,写成了《1966-9-6家耻日》。见诸网络后,网友们纷纷劝说不要沉浸于痛苦的回忆之中。的确,回眸那个岁月,并不是重揭伤疤,而是要牢记教训,反思历史。当年我们的确无法抗拒、没有选择,那么今天我们应该做什么?

此后几年中,我的思索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最近,我看到自己的“知青日记”中,1973-9-6,留下了这样的心情记录——六六年的九月是文化革命掀起的时候,那年九月六日的事在我当时不过十四岁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短短四五十个字,显现了事发七年之后我的心态。就年龄而言,已经廿一周岁;就处境而言,已经插队近五年整。虽然时过境迁,但是绝无胆量袒露心怀,语焉不详的“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实在是欲言又止。这个说法在语法上是有问题的,不过,假如真的是用“印象”一词,就显得那只是短暂的片刻,且是静态的,而“影响”则体现出那是持久不断的动态过程。实际上,何止是1973-9-6之时尚无可能摆脱“政治贱民”的困境,即使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止“阶级斗争理论”,1966-9-6那个晚上留下的阴影依然伴随着我。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在那个神秘兮兮的“个人档案袋”里究竟还留着什么。总而言之,人类对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向往,在全球还是一种理想而不是现实。

 

回过头看看那篇《1966-9-6家耻日》,我写完那一夜就搁笔了,没有言及后续情况。我至今记得,当年“十六条”于八月八日发布以后不久,学校里各班级纷纷选举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我这个少先队中队宣传委员因为能够写一手不错的毛笔字而被选入班级的文革小组。

但是,1966-9-6那个夜晚之后,我家的“黑色”暴露无遗,我不知道何去何从。“东窗事发”第二天,我仍然像平时一样去学校“参加运动”,找到班级文革小组的一个同学,主动汇报了昨夜的“剧变”。那位同学大我两岁,似乎比我老练一些,得知我家并无“私藏金银财宝变天账”之类的“严重问题”,就没有大肆声张。但是,班里同学住得都不远,很快有人“闻风而动”,结伴而行,到我家居住地“一睹为快”。尽管那次抄家的“红卫兵”没有留下大字报把“反动罪行”公之于众,但抄家对我的打击仍然是毁灭性的,我在同学中的颜面荡然无存,我在班级里再也抬不起头来,进而成为此后始终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然而,从小接受“听…话、跟…走”教育的我,仍然希望用自己“投身革命”的实际行动向当政者表明自己一如既往地“忠于伟大领袖”、“拥护十六条”、“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1966-10无奈无知的“驱虎豹”》《1966-10三秋劳动“不怕远征难”》《1966-11这样游南京》《1966-11大串联的介绍信》《1967我经历复课闹革命》这几篇回忆录中,反映了我在1966年9月到1967年3月的“表现”。由于1967年3月的“复课闹革命”很快夭折,我也就成了游离于校园之外的“逍遥派”。半年多以后,1967年10月下旬,我被几个同学叫回学校“参加运动”。尽管自己身负黑锅,却认真积极地投身于学校里的“复课闹革命”。虽然只是一个大字报的“抄手”,而不是冲锋陷阵的“打手”,毕竟还是为虎作伥的“帮手”,在给无辜师长带来无尽痛苦的同时,企图为自己谋得些许生机。这就是那个年代里被扭曲的心灵。

就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和平年代里由绝对权力制造的全国学校停课停学两年以后,我“自愿”报名下乡插队,因为当时的“四个面向”档次里我是铁定无疑的“外农”,尽管自己是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有可能留城。我清晰地记得,1968-11-19离开上海以后没有多久,就传来有关“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中央文件。我感到大惑不解乃至愤懑不平。“可以教育好”这样的说法本身就说明大前提已确定无疑——是“坏人”,却又“宽大为怀”地看做是可以经过教育转变成为“好人”的,那么,这样的政策和文革初期的“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又有什么区别?当然这些只能是“腹诽”,也无胆量与别人私下议论。

后来,在一次回沪探亲期间,我和弟弟妹妹聊起我下乡之后家中的情况,方才得知1969年初,那个中央文件下达到中小学,当时年仅15岁和13岁的弟弟妹妹都被叫去参加学习班……。说到这里,弟弟妹妹都不愿说下去了,只是说“幸亏你已经下乡了”。所以,至今我不知道他们的遭遇究竟是怎样的具体情况。

我插队所在的那个山沟沟里对这样的政策文件不是太当真,没有举办过一次专门的学习班,所以,我也就有幸躲开了难堪痛苦的表态和言不由衷的“决心”。所以,不是同校同班的插友也不大有人了解我的“底细”。当然,真正执掌“命运”的人们在那个年代是宁左勿右,所以,在那些年里我是始终抬不起头来,在生产队劳动中因公负伤之后“必须回事发地解决重新安排问题”的一年多时间里,始终无望离开“农村第一线”,直到后来病退政策有所松动才得以“脱农”。但是返城之后仍然无缘享受工伤待遇。甚至到了参加1977高考之后,还是因“分数过线、年龄过线”而遇阻,幸亏有了扩招,才在开学一个月以后幸运跨进高等学府。三十余年后,有机会看到当年的学籍表,发现扩招生里来自“政治贱民”家庭的何其多也……。

这一切,都是“阶级斗争理论”主导一切的年代里制造的精神的桎梏,它不是一日一时的禁锢,而是一种“无期徒刑”,无形而残酷。尽管那个“理论”被摈弃了,但是真要抹平它在心灵上留下的沉重阴影又谈何容易啊。

 

链接:

1966-9-6家耻日(写于2009-9-6)

又到九月六(写于20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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