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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榻聊谈当年,点滴留存历史 [原创]  

2013-08-12 19:27:21|  分类: 知青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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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盛夏季节,2012年8月,我在住院期间,巧遇三位“知青”,交流了各自上山下乡回城以后的经历。出院回家后,草成《病友中的“知青》。巧合的是,一年后的初夏时分,2013年7月,我再次住院,又一次在病房聊谈中言及上山下乡。不同的是,深度不及去年,广度有所扩展。

今年的聊谈中最大的收获是解开了郁积在我心头达半个世纪的谜团——六十年代上半叶在上海的弄堂里流传的童谣“社会青年只想要老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详见《破解半个世纪前的谜团》。这对了解那段历史颇有助益。除此之外,在看似漫无边际的聊谈中,病友和家属谈到的亲身经历,不乏一些值得注意的点滴细节。

 

【一】从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

病友卜翁,已经85岁,是在上海静安寺一带土生土长的“老上海”了,经历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发展与转型。三十年代是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卜翁成人之后在市场经济汪洋大海中的“搏击”期,他在大饼摊当学徒“学生意”,尔后自己开包子店,失利之后凭借体力蹬三轮车,攒钱买下车子,又转手出租赚取租金,自己则到小戏院打杂,渐渐入门成了小领班,逐步过上“体面”生活……。五十年代上半叶,娱乐业服务业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以后,娱乐业服务业大幅度萎缩,卜也在那一年经历了人生大转变,与一大批小商小贩个体劳动者及娱乐业服务业从业人员被“收编”进厂,成为“全民所有制”上钢三厂的劳动大军中的一员,直到八十年代初告老退休。

卜翁的聊谈使我对政权更替前后的市场经济情况有所了解,我们这些花甲之人只经历了计划经济最“鼎盛”的时期,也看到了它的由盛而衰,对它的早期情况不甚了了。计划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变化是一个过程,但是现在不大看得到对当年从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转型”期间亲历者提供有血有肉的回忆与描述。

 

【二】文革前的“临时工”制度

病友卜翁的老伴时常来病房陪伴聊天。有一天她谈起自己的工作经历。她是五十年代初期进入上海卷烟厂工作的。1966年4月,上海卷烟厂裁员500人,安排到其他的二十余家工厂(同属轻工业局系统)。她属于裁员之列,去了上海乒乓球厂。谁知,到了9月,卷烟厂又招收了1000名临时工,于是,引起被安排到其他工厂的工人不满,主要原因是工作条件不及卷烟厂。其时正逢文革初期第一波“造反”高潮,不少工人串联起来回卷烟厂“造反”。但是卜妻没有参与此事,因为乒乓球厂不是“三班倒”,这一点要优于卷烟厂,所以不必为挽回原有的工作条件而“造反”。

这可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但是,对文革前的“临时工”制度似乎值得重视。卷烟厂的裁员是在生产淡季,因为4月份刚刚种下当年的烟叶;而到了9月份,新烟叶陆续收获上市,卷烟厂进入生产旺季,又招收“临时工”,显然是一种精明的经营行为,利用季节性来降低工资成本,“临时工”的待遇低于“老工人”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经营管理、劳动制度运作等情况,是现今“史书”上看不到的。换句话说,那个持续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总体上的效率低下等弊病是无需置疑的,但在一些环节、场合,也存在着试图改善乃至突破的作为。也许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量变,最终累积成为质变,计划经济体制寿终正寝。

 

【三】当年“知青”回城之路“千姿百态”

上述卜翁有7个子女,6女1男。在那个年代绝对避不开上山下乡。其中四女是73届中学毕业生,分配时“对号入座”,到五四农场务农,前后长达11年,不过,从1981年起就不回农场而滞留在市区打工,直到1984年父亲退休,她才正式与农场“断交”,顶替父亲,进了上钢三厂。

卜翁的三女婿,是69届中学生,“一片红”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虽然在“返城风”中回到了上海,但是户口问题一直拖而不决,一年以后才获得解决,条件是,根据在云南兵团的工作年限,按一年一个月工资的比例交付一笔钱,然后准予报入户口。

卜翁四女的经历使我第一次知道了上海郊区农场的“职工”是怎样回城的;而三女婿的经历使我头一回听说云南“兵团战士”有过这样的遭遇。

“回城之路”真的是“千姿百态”“各有千秋”,不能不又一次令人感慨不已,当初信誓旦旦的“政府负责,关心到底”早已化为乌有,当初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如此惨淡终结,到底说明了什么?!

 

【四】也是“天下知青一家人”

病友方翁,已经96岁。曾经创办上海插销厂。五十年代上半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该厂改为上海异型铆钉厂。方翁有子女8人,4男4女,生于1941~1953年间。所以,也是无法回避五六十年代的上山下乡的。老四是个儿子,文革前就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老六老七也是儿子,分别是67、68届初中毕业生。兄弟俩于1969年初的“一片红”狂潮中一起到吉林梨树插队。由于老六有先天性左眼斜视,下乡后不久就回沪搞“病退”;老七则是“曲线回城”,与一崇明姑娘结婚,才得以从东北回到沪郊。

方翁家族中还有一个女婿,是68届初中生,属于“一片红”对象,但是一直“赖”在上海不去农村,经过两三年的努力,被认定为“病休青年”,还进街道工厂工作。其“成功秘诀”是,为街道、里弄“义务劳动”(写发言稿、搞宣传栏等等),与“关键”人物“建立感情、获取同情”。

这个“大户人家”的上山下乡经历,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悲催的是,“天下知青一家人”在这一家中荡然无存,九旬老父病倒在榻,兄弟姐妹之间势如水火,全靠舅舅等传递信息、调解周旋,即使是同去吉林插队的“知青”兄弟俩如今也是视同陌路,不相往来。

我这个局外人感到遗憾的是,未能“猎取”更多的细节,而且方家和我当年还是卢湾区的“区友”,上述提及的三个人分别是打浦、东风、建申的毕业生,其中东风是我的母校,还有一个同班同学也是到吉林梨树插队,但失去联系三十多年了。原以为可以藉此契机与老同学恢复联系,无奈方翁病榻之前“唇枪舌剑”不断,“阴风冷雨”不停,我只能退避三舍、抱憾而去。

细细想来,“一家人”之说实在是一种理想状态。一旦出现涉及切身利益的冲突,往往就会化为一种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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