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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想起了1968年的红旗杂志 [原创]  

2013-06-30 08:07:00|  分类: 札记与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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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话题缘起

想到写这个题目是因为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一书第四章《“再教育”运动》的《一 “再教育”理论的由来》里看到这样的说法——

1968年,接受工人、农民的“再教育”,已被规定为知识分子的一项政治任务,旨在彻底荡涤他们头脑中的“旧思想”。这年年初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的调查报告,编者按引述了毛泽东的批示……。见第137页。)

读到这里,不由得被“1968年……年初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所吸引,心生疑窦:“再教育”理论到底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我回想起自己在2012年春天回忆1967-10~1968-11参加“复课闹革命”的亲身经历、写作《1968-9,再教育是这样开始的》时,查找了当年的报纸及有关资料,认定“再教育”是1968年9月正式见报的。最近我又重新查核了有关资料,整理成文(《且说当年“再教育”的登台亮相》),确认了上述结论。在这两次资料查询中,我对1968年那些“最新指示”究竟在何时、在何处(人民日报或红旗杂志等场合)发表的,查找得相当纠结,留下了这样的“题外话”——

此等瓜葛也折射出1967~1968期间最高层的重要宣传工具红旗杂志经历着剧烈“内耗”,以至于1968上半年红旗杂志一直未能正常出版,该年的第一期直到七月(有待核实)才面世,内容是一月份开始的红旗杂志历次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的汇编,而全年也只出版了五期,这是文革高潮时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具体情况有待查考。

上述感叹是来源于我在文革初期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自从中央文革“笔杆子”里的“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在1967年秋冬被打倒之后,“无产阶级司令部”要维持舆论阵地已经明显捉襟见肘了,1968年的红旗杂志就连不定期出版也做不到。

 

(2)奇特现象

现在看来,上述历史现象不太有人注意。《中国知青史——大潮》的作者也跌到那个“陷阱”里去了。估计个中原因在于,文革期间显赫一时的红旗杂志在众人印象中是一份每月一期的月刊,所以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就自然而然地把1968第3期当成是年初的三月份出版的,以至于把“再教育”的出台也提前了半年多。这真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颇为奇特的历史玩笑。

近年来我一直想把这个“陷阱”梳理清楚,但苦于无法寻觅、查访那些旧杂志。只是从其它渠道间接了解到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例如,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youshandegou 提供的当年两报一刊社论中可以得知,1966年6到12月出版了第8到15期,1967年1到11月出版了16期,此后直到1968年7月才有新年第一期,中断七个月之久!

另外,从官方而权威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的诸多注释里,可以收集到一九六八年《红旗》杂志各期出版日期的信息:

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一期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

上述信息是可信可靠的,但是毕竟支离破碎,难以达到“见一斑窥全豹”的程度。

近日在网上看到1958~1976红旗杂志的PDF文件http://www.mzdbl.cn/maoxuan/wenxian/hq/index.html,对文革期间的红旗杂志出版情况一览无余,也使我了却了一份夙愿。

资料显示,红旗杂志是1958年6月正式创刊的半月刊,直到1964年底的6年多时间里,可谓一丝不苟、按部就班。但是,从1965年开始就开始不安分了,成了不定期出版的“近似”月刊——1965年全年13期。1966年全年15期,1967年全年16期,1968年全年5期,1969年开始稳定在每年12期,直到文革结束,保持了以月刊面貌出现。

仔细看看1967~1968各期出版情况及其变化,就不难感受到1967年8月下旬开始发生的高层“大地震”对红旗杂志的巨大冲击——中央文革“笔杆子”王力关锋两人先被“请假检讨”,戚本禹于1968年1月也被“请假检讨”。(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12~413页的注释,他们三人均担任过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不仅出版间隔明显拉长,而且篇幅页数大幅萎缩。

期数

1

2

3

4

5

6

7

8

出版日期

67-01-01

67-01-16

67-02-03

67-03-01

67-03-30

67-05-08

67-05-20

67-05-23

页数

56

45

56

57

65

49

49

97

期数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出版日期

67-05-27

67-06-21

67-07-09

67-08-01

67-08-17

67-09-17

67-10-06

67-11-23

页数

57

73

60

64

57

29

24

49

期数

1

2

3

4

5

出版日期

68-07-01

68-08-25

68-09-10

68-10-14

68-11-24

页数

30

31

35

46

54

在1967年9月之前,8个月出了13期(最为密集的是5月份,竟出了四期之多),平均每期在60页以上,而1967年9月王、关“出事”之后,骤减到4个月只出3期,平均每期仅30余页,3期的总篇幅与“鼎盛期”的一期差不多。如此急剧萎缩,显现了红旗杂志捉襟见肘、难以为继。而大名鼎鼎的“两报一刊社论”恰恰是在1967年国庆节开始出现的。

到了1967-11-23以后,红旗杂志无声无息、疑似停刊了,时隔七个月,1968-7-1才极为勉强地推出1968年的第一期。薄薄的30页,其内容几乎就是上半年重要文章和社论的汇集——毛泽东1968-4-16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两报一刊七一社论,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两报一刊3-29社论,两报一刊五一社论,两报一刊5-16编辑部文章,唯一的一篇“本刊评论员”文章也是已经在当年4-26就由新华社播发过的!

如此奇特的1968年,说明了曾经如日中天傲视群雄的红旗杂志,此刻的处境何其滑稽何等尴尬,与先前以半月刊形式定期出版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3)一丝内幕

如今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可以看到与上述奇形怪相绝对相关的一个“景象”——

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八年八月)

应确定红旗为半月刊,按期出版,每期由你写一篇评论。此文由你署名,在红旗先发,然后由各报转载并广播〔2〕。

请向碰头会宣读一次,征求意见。

毛 泽 东

八月廿二日下午八时

……(下略)

注 释

〔1〕本篇一、二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送审稿的批语;……(下略)

显然,由此可以窥得当年红墙之内悄然变化的一丝踪迹。无疑,毛泽东当年觉察或得知了红旗杂志的出版情况反常,因而在审阅姚文元的文章时,提出“应确定红旗为半月刊,按期出版”,并且对姚文元要求“每期由你写一篇评论”。这就意味着担当杂志总编辑十年之久的“老夫子”陈伯达从巅峰上跌落下来,虽然他在文革爆发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位居党内第四高位,但是在与“少壮派”较量中渐渐落伍,而异军突起的“姚棍子”经过最高统帅观察考验,终于脱颖而出(根据维基百科的信息,姚正是在1968年8月开始担任红旗杂志负责人的)。数月后,陈伯达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中彻底失宠;一年以后的1970年八九月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被斩落马下,成为“政治骗子”;又过了一年,9-13事件后他又进一步成为林陈反党集团……。这样一个名列第四的重要人物在十年文革舞台上消失得比较早,尤其是文革期间在理论方面与最高领导人的貌合神离渐行渐远,所以,在那些年的风云变幻中一定还有不少轶闻秘辛,至今在网上没有看到有谁就此做过文章。

再说当年那个“最新最高指示”。也许从红旗杂志创刊之初持续多年的“半月刊”在最高统帅心目中印象颇深,以至于“大乱特乱”之后还念念不忘“半月刊”的辉煌,所以还希望姚挂帅出阵,“重振雄风”。然而,将近一年的“荒芜”也不是一蹴而就能够改观的,更何况是悄悄更换了主帅,所以,出版情况依然悲催。直到1969年1月才缓过气来,但仍然没有实现最高统帅提出的“半月刊”目标。此中究竟是何缘故?不得而知。

从一介草民来看,这一内幕说明了一点,“最新最高指示”是给千千万万不明就里的平民百姓去“不折不扣地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而在那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则是另一码事了。

 

(4)题外的话

以上的小小收获是近期的一项副产品,因为在网上就涉及上山下乡、再教育等话题的“1968年7、8月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一说进行了搜索,梳理那些信息,厘清了“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内容,也关注和回顾了当年一些“次重要”的现象,颇有感慨。

对那段历史的思考,对其中真相的追索,关注几个最高领导人的所作所为是重要的,但又是不够的。文革运动的初期即1966~1968是大洗牌的岁月。曾经退居二线、但又“重上井冈山”(重返政治舞台中心)并实施“炮打司令部”的“伟大决策”,意味着最高权力的重新分配,并不是几个头面人物能够一锤定音地实现的,不同政治观点与各种政治势力一直在角斗在博弈,所以,才会使原先设想的半年到一年的文革运动一拖再拖。即使是1968年9月“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仍然难以实现立即召开九大的愿望,又拖延了半年,到1969年4月才得以举行。而那次大会又为新一轮“政治斗争”拉开了序幕。这样的历史过程说明了在那样的体制下是无法避免往返来回的动荡局面的,而民众百姓则被蒙在鼓里,唯马首是瞻,唯宣传媒体是从。

时过境迁以后,没有解密历史之前,试图在那段历史中探幽钩沉,也不能局限在少数几个主要人物身上。尽管当年“神坛”之力一统天下,事实上在红墙内还存在不同的声音,多少也影响了大局的走向,乃至平民百姓的生活命运,包括一代“知青”的人生轨迹。那场涉及千百万人的上山下乡运动肯定是合力作用的结果,那么,其中有多少个分力?各个分力的存在、作用与变化又是怎样的?我们搞清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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