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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当年“再教育”的登台亮相(续完) [原创]  

2013-06-27 10:06:54|  分类: 札记与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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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再教育”首次正式出现在“最新指示”中(1968-9-12~14)

在查阅旧报纸的时候发现,真正“直言不讳”地宣布关于“再教育”的“最新指示”的,也是1968-9-12的人民日报。但不是上述“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而是另有蹊径。

那天的人民日报上除了报眼位置的“毛主席语录”栏之外,还专门在头版头条有一个占据三分之一版面的通栏式“毛主席最新指示”栏。这样的排版格局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是少有的。那天“最新指示”栏里的内容是——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

在“最新指示”里终于出现了“再教育”,但是,在当天那篇“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里并没有出现上述语句!虽然那个时期经常发布“最新指示”,但都是在社论、评论员文章或编者按里发布的,而不曾有过这种单独发布的形式。值得注意的还有,这种形式持续了三天——9-12、9-13、9-14的报纸继续连续采用“语录”栏、“最新指示”栏两栏并存的形式,“语录”的内容天天变换,而“最新指示”的内容却一如9-12的内容,一成不变。

如今查访《文稿》,方才得知,1968-9-12首次在“最新指示”栏里单独见报的内容,源于毛泽东对另外一篇调查报告的批语和修改。

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六八年九月)

照发。

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2〕

对这些人应当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获得改造。〔3〕

整个教育制度〔4〕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姚文元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将这份调查报告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上海送来了几份调查报告。我看了之后,觉得这份较好。教育、文艺之外,卫生系统的革命也是一大问题。可否登下期《红旗》?”本篇一写在姚文元送审的调查报告上。本篇二至四是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加写的话。此外,他还将调查报告的标题改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这篇调查报告发表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人民日报》九月十四日予以转载。

〔2〕 调查报告中写道: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有一名从城市里来的医专毕业生,把训练“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编写了大量的简易农村医疗卫生教材,介绍了一些优秀的农村通俗医务书籍,组织“赤脚医生”进行广泛的“兵教兵”活动,着重培养他们自学的能力,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入门。在这段文字后面,毛泽东加写了这段话。

〔3〕 调查报告中写道:另一位医专毕业生,“死读书五年,一副近视眼镜从三百度升到了六百二十五度。参加工作四年了,但能力很差,连脑膜炎、胸膜炎也诊断不出。一次为一个死胎早产病人接生,临床时,死背在学校里记熟了的书本知识,急得手足无措。”在这段文字后面,毛泽东加写了这句话。

〔4〕 调查报告在对江镇公社卫生院两位年龄差不多而经历不同的医生进行对比后指出:“这个鲜明的对比,暴露了旧医学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弊病,显示出赤脚医生这支新型医疗卫生队伍发展的巨大生命力。”在其中的“旧医学教育制度”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几个字。

根据注释的介绍,姚文元在1968-9-3调查报告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加写了那段话。而那篇调查报告发表在1968-9-10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人民日报转载该报告是在9-14。所以,毛添加的那段话是先于报告的全文而在9-12首次见之于人民日报“最高指示”栏里。至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9-12、9-13、9-14三天的“最新指示”栏里都特别注明了“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然而,留给后人的疑团则是,为什么那段话要在调查报告见报之前率先发表在“最新指示”栏。

 

6 一点感受

从1968-9-3毛泽东首次在“红旗杂志编者按”中提出“再教育”,却不用“最新指示”的名义而在9-5公之于众,再由“旗手”在9-7大呼“重要的声音”,直到9-12在人民日报的“最新指示”栏里发布含有“再教育”一词的“最新指示”。如此过程,前后十天,独特而婉转,微妙而诡秘,拖沓而蹊跷,在那个“最新指示”层出不穷的年代里是很怪异的现象。

从常人的思维出发,1968-9-5新疆西藏成立革委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9-7“两报”发表了社论,题目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这就意味着文革“炮打司令部”“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走资派”的斗争全线告捷,持续了两年有余的“大乱特乱”也应该到了恢复常态的时候。

然而,按照“继续革命”理论,是不会“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随即出现的“再教育”理论和“干部下放劳动去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边疆农村”乃至“城市闲散人员不在城里吃闲饭”等等具体措施,都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之举,为的是“争取更大的胜利”,一鼓作气“彻底打碎旧世界”、建立“五七指示”勾勒的“新世界”、办成“红彤彤的大学校”。但是,那样的设想就不会遇到异见吗?

时过境迁的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在那个由“斗争哲学”主导的年代,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新一轮斗争的开始。以1968~1969年为例。表面上,“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半年, 1969年4月“九大”召开,“政治报告”宣布了“团结、胜利”;事实上,在莺歌燕舞花团锦簇背后,围绕着“政治报告”充斥着尖锐的高层矛盾,那些“理论家”们早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新一轮你死我活的 “路线斗争”。所以,在“九大”召开之前几个月的1968年9月,推出“再教育”这个举措会竟会那么“曲折复杂”,个中缘由是不是值得探究呢?

那个极左年代、那些政治斗争、那场文革运动,留下的疑团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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