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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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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72年(14):转折之年 [原创]  

2013-03-06 19:18:02|  分类: 我在1972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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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的笔记本里有一九七二年第四季度留下的两则家信摘录。

—— 父 72、10、23来信

前途的问题不要多去想,多想了也没有用。我们是抱着“尽人事以待天命”来对待的,既不消极,也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我们希望您还是多挤一些时间学习,既能充实自己,又能不多去瞎想。只有耐心等待。但耐心中要有积极的思想,这就是加强学习,不让宝贵的光阴虚度过去。不然,以后到了需要的时候,会感到后悔的。

这样的摘录在记忆中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七个字的老话——尽人事以待天命。很有可能那封信之前就在谈论七八月间那次“未遂走后门”事件(详见《我在1972年(10):“走后门未遂”?》)。想当初,官僚特权阶层“首当其冲”,率先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子女逃避上山下乡大开征兵、招生的方便之门,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反响。于是,走后门之风遍及神州大地,对走后门的鞭笞直到今天不绝于耳。有人说,既然州官放火,焉能不准百姓点灯?其实,貌似同为走后门,内涵大为不同。官僚特权是利用手中的权杖,呼风唤雨,官官相护;而被强制性上山下乡折腾得苦不堪言的平民百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已向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僚特权求情开恩,请客送礼。这二者同在走后门,但又显然不是一码事,其结果也可谓各有千秋、各得其所——官僚特权“得益匪浅”,愈加热衷于权力寻租;平民百姓使尽浑身解数,依旧无奈于走投无路,所以,“尽人事以待天命”就成了最为恰当的自我解脱。

下面这段摘录,无疑是当时书生气十足地深入谈论着什么话题。

—— 父 72、12、13来信

您对一些事物的看法,虽有些深刻的地方,但总的来说,还是天真、纯朴的居多。您说,不善于思索,这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不善于思索?您却没有很好地去想。任何事物或现象,总是一定条件下的产物,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总有一定的原因和道理在那儿。所谓善于思索,就是能找出事物背后的原因,知其所以然的道理。这样才能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才不致受骗上当。……您现在对社会科学感兴趣,这也是势所必然的。近几年来,您接触这方面的书较多,又有些社会现象使您迷惑不解,促使您去思考这些问题。这怎能不使您对社会科学感兴趣呢?感兴趣的方面不妨广一些,但是致力用工夫的方面,则要狭一些,这样才不致泛滥无归,最后一事无成。您对社会科学感兴趣,就得致力于读经典著作,使您学会思索,学会分析问题。

在我七三年五月骨折回沪疗伤期间,我的笔记本逐渐活跃起来,记录了不少“活思想”,估计与上述家信不无关联。虽然有许多异议异见,但是出发点犹如“原教旨”,充其量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美妙乌托邦,看似头头是道,实则虚无缥缈。容当后续。

 

在回忆一九七二即将结束的时候,看到一张纸片,上面抄录的是一九七三年年初一位老同学兼插友来信的片段——

赣天冬时常阴雨 田浸冷水路沾履

三工三餐复一觉 三日三月渡太虚

才忆临别叙旧情 又得眼前吟新句

新句更促旧情深 前程携手战环宇

后面还有我在1976-1-21就此写的简单说明:七三年一月回沪探亲途中,在樟树火车站候车时给费写了一信,聊作七言八句,怀念八年同窗、共耕的友情。费在一月廿四日的复信中有上诗一首。而我自己的原作当时未留底,现已不可忆及矣!七六、一、廿一补记

从我七三年的日记中得知,我是1973-1-14离开云庄回沪探亲,当晚在樟树火车站候车,次日凌晨挤上火车,晚上返抵上海。(参见《1973日记选(1)第四次回城探亲的“农民”》)当年我自己的七言八句早已忘怀,而费同学兼插友的和答则留存至今。其中的意味多少反映了当年曾经有过的一种和解氛围与大环境。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里,知青集体户的小环境与氛围很难成为“世外桃源”,不可避免地跟着大环境与氛围的变化而起伏。

想当初,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了打倒美英法等等帝国主义和日蒋印等等反动派的教育,后来又升级为“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世界革命”宏伟目标,到一九七〇年又向大脑里输入了庄严的“五二〇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俨然“世界革命中心”非我莫属。岂料,不到一年就兀然来了一个大转变——纵然有一九七一年四月“乒乓外交”的铺垫,也没想到不足三个月竟有了七月份“美帝头子”即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华的公告,随后又有了七二年二月“美帝头子”尼克松总统访华,九月更有“日本反动派、走狗”的“头目”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并宣布邦交正常化。在上述外交路线急骤变化的同时,国内形势则因为一九七一年的“九一三事件”而出现变化,尤其是批判极左路线一度成为主流,先前极端化的政策也有所缓解。而七二年传达批判“林彪集团”的两批材料,尤其是说到“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给知青偌大的冲击。

如此接连不断的变化使我们这些从小“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人身上发生了一些潜移默化。曾经紧张对立的知青集体户里也出现了缓解气氛。上述那样的“和诗”往来就是一种反映。

不过,随着国内极左路线在逐步重新掌握主导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再次高涨,大环境之下的小集体也不能不“随波逐流”,尤其是随着插队日子的无休止延续,对人生前景渺茫无望的苦恼,彼此之间切身利益的尖锐冲突,受到各种政治口号的鼓噪,就变得躁动不安,于是有了七三年“成功狙击”走后门、七四年“大辩论”中成立知青生产队等等的“动荡、分化、改组”(行笔至此,突然想起来六十年代上半叶流行一时的排比句“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遂借用于此。)

就我个人而言,亲历了七二年的“十二月震撼”(详见《我在1972年(12):“心理大地震”》),但是由于在沪养伤而没有亲历七三年的“狙击走后门”,尔后又亲历了七四年关于成立知青生产队的“大辩论”。在这些转折变化之中,我脑子里逐渐居上风的想法是,二三十个知青集中在一起,与其一个也走不了,还不如走一个更好,而他(她)既已远走高飞,就不必追究他(她)是怎么走的;走一个就少一个,对剩下的就更加有利,这种“零敲碎打”式的分解之路是大家最终全部“跳农门”的“可选择项”。这样的想法是“上不了台面”的,只能私下议论。这正是当年平民百姓的无可奈何啊。

总而言之,七二年是很重要的转折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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