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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我在1972年(13):下乡四周年,知青屋动工 [原创]  

2013-03-04 19:49:40|  分类: 我在1972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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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整理自己的“知青日记”时看到,从六九年开始都有“下乡插队周年纪念”活动的记录——“11-19”“11-20”是怎么度过的,那是离开上海、到达云庄的日子。由于七二年日记被窃,现在已经无法回忆起七二年是怎样度过“四周年纪念日”的。

前已述及,七二年双抢之后,不仅知青“独立成组”已经不再可能,而且还有意识地不安排出工(详见《我在1972年(8):巅峰过后 》)所以,七二年九十月份的农闲季节成为出勤率的低谷(详见《我在1972年(9):“阅读热”与“木椅热” 》)。从工分簿来看,到了那年秋收季节,十一二月的出勤率仍然不高,“割禾”只断断续续出勤8.4天,其他出勤主要是11月中下旬的“政审材料”4.2天。这是每年这个时节征兵或“民兵整顿”的必不可少的内容。而七二年的“11-19”“四周年”这一天我出勤了,内容是“政审材料”,“11-20”乃至随后连续三天未出工。懒懒散散可见一斑。

值得回味的是,正是在如此这般的“四周年”过后出现了涉及建造知青屋的出勤记录。于是,云庄知青屋的兴建就有了这样一条脉络——在下乡三周年之时(1971)提上议事日程的,四周年时(1972)开始动工,五周年的时候(1973)建成入住。前后持续了两年。

从七一年的日记里来看,七一年九月开始谈论兴建知青屋(参见《1971日记选(22)知青的出路在何方》),但仅仅是“方案比较”,最后是何时、如何拍板定夺的具体经过已不可考。在七二年秋收基本结束以后,终于破土动工了。可能是从十一月下旬开始的,地点在云庄村六十年代初新建村口牌楼以后被废弃的旧牌楼和它前面的空地上。先拆除旧牌楼,还能回收不少旧砖,用于建设知青屋;然后,开始挖新屋的墙基,我的工分簿上有有十二月五、六、七日三天“挖墙基”的记载,另外还有十六、十七日两天“石头”的记载,估计是到什么地方挑石头,用于知青屋的基础工程。

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有关的“历史碎片”了,而在我1973~1976期间几次有关插队云庄的回忆录里都提到,当时知青对建新房的积极性并不高,加之元旦春节即将来临,回沪探亲者日增,知青屋工地上一直冷冷清清,这和当地村民自家造房子的时候工地上热火朝天是截然不同的。

现在看来,其原因之一恐怕在于破土动工之时,已经是知青下乡整整四周年了!而此时此刻不仅是知青情绪低落之际,也是整个上山下乡大局处于低谷之时。根据原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的说法,六八、六九年的上山下乡高潮之后,七二年降至谷底。与此同时,七〇年开始的第四个五年计划(四五计划)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高指标,经济大局出现了“三个突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突破,工资支出突破,粮食销量突破),所以在七二、七三年实行了相应的压缩、精简、整顿,并且由此掀起了上山下乡新高潮。而今想来,高层领导的想法与基层百姓的要求往往存在很大的差距。不记得当年是不是在老百姓中说起过“三个突破”及其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影响,但不禁使我想起那几年里曾经在上海听到过一个传言,说是四五计划准备大规模上调知青,但是遭到毛泽东的制止,说是“不要动,我有用”。究竟是什么意思则不清楚。这样的传言虽然不是很广泛,但多多少少反映了知青及其家长“人心思动、人心思变”。

而在农村里,尤其是云庄村,从来没有见到过下放到山沟沟的干部会长时间待下去,所以从一开始就不相信知青会“扎根一辈子”,也就难怪云庄村的知青屋会“姗姗来迟”。就大局而言,据《中国知青史——大潮》中披露的国务院知青办1973-7的调查报告《下乡插队知青住房情况》,其中有一张涵盖各省自治区的统计数据表格。当时全国有插队知青419.99万,其中有151.80万人没有建房,占36%;但是各省的情况差距很大,江西就属于最差之列——江西有插队知青28.78万人,其中有20.15万人没有建房,比例高达70%!由此看来,云庄村知青屋的兴建无疑属于“后进”之列了。

云庄村知青的新屋是成L形的两栋,采用“集体宿舍”形式。男生一栋,南北各为一排六个房间,其中各有一间未做分割墙,合并形成一个公用的“大厅”;与之成十字形的,是一条贯通东西的走廊。这样,实际用作宿舍的是十个房间,每间大约3.5×3米,朝南的五间每间两人;朝北的五间则每间一人。女生一栋,坐西朝东,一排五个房间,其中四间是宿舍,最北的一间用作集体户“大食堂”的粮油仓库,紧邻最北端的灶间与食堂——是一体化的大开间,没有分隔。

盘点一下“四周年”之际兴建知青屋之时云庄知青的变动经过也是很值得回味的。

当初,六八年十一月到云庄村插队的知青是31人。一年多以后,七〇年三月,有一个“学妹”在六九届“一片红”时到云庄插队,使云庄知青达到鼎盛期——32人,其中男生18人、女生14人。

但是,在七二年十一、二月开始建造知青屋的时候,已经减员至26人。也就是说,在到达鼎盛期之后的一年半里,有6人离开了这个集体户,而且都是女生,其中七〇年2人都是招工的“幸运儿”,七一年2人都在当地做了“新娘子”,七二年2人都“转插”去了安徽。

到七三年下半年知青屋竣工、交付使用的时候,集体户又进一步减少到23人——女生又有1人出嫁,所以女生从最高峰的14人降到7人;男生也总算“动”了,减员2人,其中1人病退回沪,1人寻了短见。

姑且不说从此以后的集体户减员愈演愈烈,依靠安置费建起的知青屋日益空旷,那些在当地结婚成家的知青呢?嫁给当地农民的多半是“政治贱民”家庭,住房逼仄局促;嫁给下放干部的,也无新房可言,只能向村民借用偏屋栖身。何日有自己的房子,遥遥无期,更无人关注。再说,当初的知青安置费里也没有“婚房”这一项。因为从理论上来说,若干年以后插队知青是可以养活自己的。但是,残酷的现实粉碎了美妙的理论及其宣传。

现在知道,文革之前就有对下乡青年“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而具体的思路是极其理想化的——国家要有点投资,数量不会太大。长期是要靠自力更生为主。但是,总要给他一点投资,盖房子,给他一点工具、一点预备粮。他生产以后,经过公社、生产大队帮助,逐步就能自给。自力更生为主,群众支援他,公社大队扶助他,还要加上一条,重要的是国家关心他。……这样才能使他们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安下心,将来就是很好的农村有知识的劳动者……。(参见《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一书)事实上,不仅国家不可能做到负责到底,公社大队更不可能像想象中的那样亦步亦趋地执行政策,且不说政策究竟有多少可操作性。再加上文革作孽和极左路线的猖獗横行,那些理想化的思路只能成为子虚乌有,被强制性地上山下乡的知青及其家长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关键的关键还是经济基础,再漂亮的理论与再响亮的口号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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