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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72年(7):双抢大战 [原创]  

2013-02-06 11:36:12|  分类: 我在1972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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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76-10-20写的1972年回忆录里对那年的双抢经历一如春插经历,同样也写得很简单——七二年的双抢,亦是上海人在一起,极为有劲,三个组上海人互相竞赛,多次得到“喜报”。其间我亦只休息了二、三天。因过分疲劳,有中暑之症状。

当年每逢春插、双抢等大忙季节,除了有常驻大队生产队的公社干部之外,还有各种“因时制宜”的“宣传队”到各村“指导工作”。记得我们曾经在背后把他们都称为“督战队”(这在当时是一个敏感的反面词,断然不可公开渲染)。而“喜报”之类就是出自于他们之手的“杰作”。那是把大张红纸裁小以后用油印方式制作的,大小相当于现在的A4纸,印上格式化的内容,届时填上姓名、数字、日期即可。主要内容是,某某某同志在某月某日的割禾(或栽禾)战斗中取得了人均收割多少斤谷(或人均栽禾多少亩田)的优异成绩。当然,在这些内容的前后少不了当时流行的套话,什么“高举……伟大红旗”啦,什么“再接再厉,连续作战”啦,什么“争取更大的胜利”啦,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当时的红纸还有两种,一种是正面大红、背面无色的,比较薄软;另一种是双面均为粉红色,纸质略厚。不过二者等价,没有高低之分。我是有意收藏了我得到的所有的“喜报”,并且依照日期排序。但是那些刻意留存的“喜报”如今不见踪影,估计也是在1973-5-7我因公负伤回沪治疗期间与我的1972日记本一起归了梁上君子。

那样的“喜报”是每天晚上“颁发”一次,“督战队”到村里各队组收集当天的数据,迅速确定“优异”者,并填写完成“喜报”,再让村里的大孩子们敲锣打鼓“上门报喜”。这种“精神鼓励”手法并没有太持久的作用,终日劳累、讲究实在的“农民伯伯”们还是关心“今年的收成究竟如何,能分多少红、得多少现钱”,而“喜报”、尤其那种大红的薄软纸质的,很快就会出现在茅厕里,它绝对要比稻草瓦片之类舒适得多了。

农忙中必不可少的另一种“精神鼓励法”就是搞“高工效”(也称“树标兵”)。“督战队”与生产队干部选定若干身强力壮、技能娴熟的劳动力,冠以“民兵突击队”或“铁姑娘突击队”之类的一次性名号,再挑选一片长势上佳的稻田,旨在创造并刷新一天割禾最多的记录。这是类乎大跃进时期“放卫星”的花招。知青虽然没有亲历过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但也在经历了一两次农忙以后看清楚了“高工效”的弄虚作假,因而对之不屑一顾。在实行“多劳多得”“按件记工”以后,人为安排的“高工效”更是对众人的不公平。但是在“督战队”的高压之下,也不得不“服从命令听指挥”。

其实,所谓“高工效”也算不上“精神鼓励”,而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其一,那是十分痛苦的疲劳战,天不亮出工,天墨黑回来,纯属拼时间。其二,不时“刷新”“创纪录”的收谷量里有心照不宣的造假——往谷箩里浇上水,使原本在烈日之下相当干燥的稻谷变得水淋淋的,一担谷子“增重”三四十斤不在话下,这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允许的违规之举。其三,原本自己挑回村里的重担,还可以由别人代劳。在烈日酷暑之下,在高低不平的小道上,挑一百几十斤的担子跑上几里路,体力消耗何其巨大是可想而知的。所以,知青小组也在轮到搞“高工效”的时候责无旁贷地“帮兄弟一把”。总之,如此这般“创造”的“高工效”充其量只能哄哄外行,根本不可能真正调动“农民伯伯”的生产积极性。

如今我已经想不起当年双抢大忙中知青之间如何互相竞赛,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特殊记忆,而像春插时出现的那种“苦中求乐”(见《我在1972年(4):难忘的春插大忙》)是不可能重演的。

 

查看当年留下的工分簿,发觉自己在1976-10-20写的回忆中所说“(双抢期间)我亦只休息了二、三天”是不完整的。

当年7-5开始割禾,但不是大战恶战的开始。记得村里人习惯于把每次农忙开始的几天轻松日子称之为“搞手脚”,也就是如今的流行语“热身”。所以,我的工分簿上,7-5、7-6、7-10三天“割禾”之外,7-8、7-9两天是“耘禾”,应当是一季晚稻(大禾)的耘禾;7-11、7-12两天是“草子”。这项农活是那个年代特有的记载。当时没有专门的种子公司,除了上级决定推广的新品种由生产队用“以谷换谷”的方式获取种谷以外,其余的种谷均由生产队自己留种。但是生产队对制种留种缺乏充足的专业知识,大多只是注重种谷田里要除草,即水稻的大敌稗草。在耘禾期间要求随手拔草,到了收割之前再对确定留种的田块开展专门的拔草专项行动,工分簿上就写成“草子”。在我的记忆中“草子”的活儿是一年比一年增加的。最严重的时候,留种田块的田埂上被连根拔起的稗草覆盖成碧绿的“绿地毯”,而生命力极强的稗草未必就被骄阳晒死,许多稗草在田埂上继续顽强生长并且成熟结籽,依然混入水稻种谷之中。所以,这种相当粗放的留种制种势必造成种子退化而夹杂更多的稗草籽,危害来年的水稻。

从工分簿来看,1972年双抢是7-13正式打响的,7-15和7-16我缺勤将近两天,之后到7-28连续出勤12天,7-29到7-31的三天只出勤半天。尔后8-1到8-3出了三天满勤,8-4和8-5各出勤半天。我在1976写的回忆录中说“因过分疲劳,有中暑之症状”可能就发生在7月底,因为在收支流水账里有“7-30 药 0.53元”这样的记录。

不知道为什么8-6到8-9连续缺勤四天,估计是双抢中最重要的抢种后季稻已经大功告成,余下的只是无需栽禾的田块的收割了,又恰逢自己二十周岁生日,就以休息犒劳自己了。此后是8-10到8-17八天出勤七天(8-16缺勤)。尔后又是三天缺勤(8-18到8-20)。之后,8-21是割禾,但注明了早工与上午“(二组)”下午“(一组)”。那年云庄村一个生产队分成三个生产组,第三组的进度一直较快,所以从春插开始就有过第三组支援第一组第二组的事情。

 

在这以后的三天,8-22到8-24,就是那些年里少有的一次“违纪事件”了。我在工分簿上写着“割禾(岭山)”。岭山是云庄大队下属的一个自然村,也是一个独立核算的生产队。那年双抢进入尾声,岭山村的知青受生产队长的委托,到云庄村找知青帮忙——征集六个人组成一个割禾小组,支援岭山村割禾,时间为三天。虽然我们已经在烈日下酷暑中连续奋战了一个月,但是对兄弟队的知青、老乡还是有求必应。包括我在内的六个人很快就凑齐了,第二天就杀上了“战场”。挟带着在云庄持续奋战的“余威”,在岭山的山沟里割倒了大片的早稻,挑回了一担担稻谷……。岭山的老乡连连称赞,感谢不已。我们也就更加来劲了。

此时,邻队洲老上生产队的知青有家人来“探望亲人”。有一天,带着照相机,到岭山村来看望同在一个大队的知青。沿路看到我们六个人在挥汗大战,就叫我们稍事休息,拍张照片留作纪念。我们闻声而动,从田里跨上田埂,找到水沟,洗去手上身上脚上的泥巴,拉整一下衣服——拍照啦!正巧公社的一个干部也路经这里,我们知青与他是老相识了,于是叫他一起来,他欣然允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于是就有了这张11人的合影。那天骄阳当头,阳光强烈,相当刺目;又时近中午,所以大家都是踩着自己的影子。如果用现在的照相机拍摄,定能看清人人汗流浃背、个个衣衫尽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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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后排那位谢顶的站立者就是公社干部。当年我们云庄村的“六条汉子”是前排右一(桂)、右三(汤),后排左一(王)、左三(郭)、右二(宋)、右一(我)。四十年过去了,汤在七十年代转插去宁波老家乡下,从此杳无音讯;郭、宋基本上不参加插友活动。

这张照片对我来说,特别意义在于拍照的那年那月那天,是我二十周岁生日之后半个月!具体而言,肯定不是刚去岭山的第一天,所以应该是8-23或8-24。想当年,要特地拍一张生日照是件不容易的事,“太奢侈了”。可是,何曾想到,我竟然会在20周岁的时候留下了如此难得、如此特殊的生日照!

那三天“支援外队”是“不合法”的。因为各个生产队的劳动力是归各个生产队所有、安排的,而跨队调动劳动力的权力属于生产大队。因此,大队的支部书记知道六个云庄的知青“擅自行动”,极为恼火,把岭山生产队的干部狠狠批评了一顿,责令检查。但是,对知青是“网开一面”,未吭一声。据说,他不责怪知青的“无知”。至于岭山方面,也不太好处理六个人三天的劳动报酬,就送给六个知青每人一付樟木箱板料,规格为2尺7,即90公分。这在当年是非常非常吃香的。我家里至今还用这只樟木箱储放衣物!

那一年知青如此“违规”也可以看作是当年“知青独立成组”的延续,是达到巅峰状态的表现。自然界里到达山顶之后就是下坡了,人世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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