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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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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72年(6):双抢之前 [原创]  

2013-02-03 14:08:37|  分类: 我在1972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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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六月下旬到七月初的半个月里,我出勤很少,与此前相比恍若两人。不记得那些天我都干了些什么,但从前述父亲来信的摘录来看,我应该是在那个黑咕隆咚的阁楼上“看书学习”;而从当年留存的工分簿上,则可以看出我那年的“接受再教育”的“主课”——集体劳动——是“拈轻怕重”。

当时的农活不是田间就是山上。五月初完成春插以后,就转入田间管理,即耘禾,三遍过后水稻进入成熟期,差不多已到六月下旬,此时距离收割还有半个多月,集体劳动的重心就转移到油茶山上。记得当年云庄村有1500亩水稻、5000亩油茶林。在“以粮为纲”的时代,在确保水稻生产的前提下,再兼顾其他。由于体制的原因,油茶林处于边缘化状态,每年只能整修三分之一的面积,所以每年修山(铲除油茶林里的杂树荆棘灌木丛)也是很费劲的事情,遇到山高路远的地方,不是带饭去就是晚出早归,省去一餐午饭的时间。我在1971年修山季节出工不少,深切领教了个中滋味。也许就成了1972年偶尔去修山的原因吧。

工分簿上显示,除了7-1~7-2两整天的“学军”(春末夏初农活轻松季节的“民兵训练”,多为队列操练,还有手持木棍学拼刺刀)和7-3的修山之外,挑过两次砖,一次是6-25早工,370斤;还有一次6-26下午,332斤。这可能是为了一项“基本建设工程”——生产队在村子东端新增一个仓库,砖木结构。所需青砖来自村子东南方大约一公里的山坡上的一个砖窑,但没有机械化运输设备,只能靠人工把砖挑回来。

在工分簿上记载青砖的重量,现在看起来不容易理解,盖房子与青砖的重量有什么关系?抑或,可以转换成青砖的体积或块数?非也。这是当年的无可奈何、迫不得已。因为当时体制下“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愈演愈烈,所以挑砖也不得不采用称重量的办法,按重量折成工分,以体现多劳多得。我去了两次,都是300多斤的绩效,这说明我每次都挑了三担,每担在110~120斤左右,这就是我当时的能力与体力。

在此期间,肯定少不了还有其他“副业生产”,特别是生产队组织的与供销合作社约定的砍柴,随着自然生长的薪柴林被无节制的砍伐弄得离村越来越远,砍柴就越来越成为体力大比拼,而拼体力恰恰是我的弱项、软肋,所以,我退却了,践行“拈轻怕重”,旨在“自我保护”,修生养息,准备应对七月中旬开始的双抢恶战。

 

也恰巧在这段日子里,为后来存留了数十年的“废纸碎片”增加了一件与1972年有关的“知青文物”,也成了我病退回沪以后整理出来的“诗词习作”的开篇之作。对此,我有过这样的说明:

七二年七月八号下午,一小孩在水库中嬉水,不幸落水溺亡。当时全村感到悲痛和惋惜,担任小孩班主任的知青放声痛哭。某人作了《有感》来评之。次日中午见文,甚感气愤,于是有《有感——读<有感>之感》一作。      七六、一、廿一补记

有感——读“有感”之感    七二、七、九

十岁幼童   勤劳可爱  不幸夭折  贫农后代。

山悲水哀  众人缅怀  吸取教训  继往开来!

“可笑”“开心”   乐祸幸灾  嘴“红”心白   如此原来!

伪装面纱  不揭自开  真假革命  何等明白!

两种感情  截然相反  阶级存在  毫不奇怪。

认真学习  换骨脱胎  继续革命  永向前迈。     七、九午

附:

有感    七月八日

湖里的水  碧波激荡  人们的心  弯弯曲曲

今日的事  可笑的很  死个小孩  “震撼”人间

明天早晨  阳光媚妩  带好衣裤  照旧游泳    晚九时

 

作《有感》的那位插友是我的同班同学,从1964秋天进入初中算起,到1972初夏,已经有八年的同学与“同农”的经历了。虽然下乡以后三四年里知青集体户的分班也有过调整,但他与我一直是在一个班里。他思路敏捷,敢说敢为,不乏主见,也有乖戾之举;相形之下,我就谨小慎微得多了,这与那个讲究“阶级路线”的年代里我身背“政治贱民”黑锅有关。所以,各自的脾气性格差异不小。在同一个生产队(组)里,受同样几个干部的管辖,虽然同为知青都存在与当地农民的矛盾,但是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的看法想法做法常常有所不同。也许我的父母的来信确实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参见《我在1972年(5):春插结束之后》等文)。其中,有一句话印象颇深——既然不安心在那里,又何必和那里的农民多计较呢?计较多了,徒然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和坏关系。——所以,我基本上还是能够把握分寸,纵然有怨气冲天的时候,但还是努力做到与人为善。对1972-7-8那起涉及被一些知青视为冤家对头的人物的意外事件,出现了迥然相异的态度,上述“诗作”中就表现得十分清楚。

当然,我的那首“四言”对插友还是立足于“阶级观点”“革命感情”之类的高度进行批驳的,这也是当年思维方式的真实反映。好在我的涂鸦之作也只是用于“孤芳自赏”,除了自己,没有扩散,没有传播,也没有第二个人看到,所以也就没有产生任何恶果。半个月以后,我们还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在双抢大忙中继续着“知青独立成组”的“战天斗地”。在1974-6的笔记中我曾经提到自己在1972-8与在淮北插队的中学同学的通信里说要“坚持斗争哲学”云云,事实上,那时我在“政治贱民”压抑之下,决无胆量抛头露面发动那种咄咄逼人、针锋相对的“思想交锋”“思想斗争”。

 

在那年六月初,知青集体户中有一个知青在劳动中不慎跌倒造成左臂骨折,回沪治疗养伤,我接手了她分管的“大食堂”粮油账目。这一工作由集体户给予每个月一天工分的报酬,除了及时与生产队口粮保管员联系称谷、与碾米机操作人员落实碾米时间、掌控食堂日常食油的用量以外,基本的要求是每天晚上与炊事人员结清当天的饭票,因此,吃完晚饭以后就不能立即回宿舍或去生产队记工房,而要在食堂里等上一两个小时。在这以前,我很少有这样长时间的谈天说地。加之与同校同学的想法不甚合拍,日积月累,有渐行渐远的态势。正是这次代行管理粮油账目的五个月(该插友于十月底伤愈归队),使我及时从近乎自我封闭的个人小圈子里跳了出来,而与较多的人有所接触。

如今回想那个变化过程,不能不深切感到“阶级路线”“阶级政策”“家庭出身”等等“左祸”在我心理上产生的严重压抑。1972-6,全大队知青中继1971-10首批三人入团后又有三人入团,其中两人是洲老上村的,一人是云庄村的。我因为粮油账目上的一些问题写信给回沪治疗的插友时,顺便提到了知青中再次发展新团员的事情,插友在回信里问我为何不向团组织提出申请。我很是感动,因为下乡插队将近四年了,没有一个人关心过我的“政治前途”。当时我的思想上矛盾纷纭,就没有回信。那位插友虽然与我是中学校友,但不是同班,下乡插队之前并不熟悉。我不想谈及“政治贱民”那个敏感问题,不愿意在申请报告等场合违心地对自己的亲人口诛笔伐、大泼脏水。我不会自暴自弃,我崇尚不卑不亢(这个成语是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时开始流行的,我很是喜欢这样的作为)。两年半以后,1974-11我入团了,我避开了那些使我愤懑而难堪的敏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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