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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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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72年(8):巅峰过后 [原创]  

2013-02-18 14:14:41|  分类: 我在1972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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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76-10-20写的回忆录里对1972那年的双抢之后有如是说——

双抢之后,队里对上海人在农忙中“抢”工分很有意见,便有意刁难,乘耖秋白田之机,不肯分工,让我们在家休息。此期间,阅读了相当数量的文艺小说。时在九月至十月。虹南作战史、艳阳天(三)、矿山风云、牛田洋、金光大道(一),是仅能回忆起来的几本。

寥寥数语,仅百把字,值得回味。查阅当年的工分簿、收支流水账等零散记录,可以看到七二年双抢的确是下乡插队三年多的“登峰造极”的鼎盛期,然而,事情的发展因应了盛极必衰、物极必反的古训,巅峰之后必定是下坡,知青的积极性骤然暴跌。

 

事情起源于对知青在农忙中“抢工分”的指责。的确,那年云庄知青在春插和双抢中“独立成组”大显身手,获得不少好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然而这样的事情绝不是知青在无偿提供“星期六共产主义义务劳动”,而是实实在在地涉及最敏感的经济利益,即知青获得的工分有明显的激增。

以我自己为例。从当年工分簿的各月工分汇总来看,4、5两个月出勤40天,所得工分合计456.6分;其中,春插大忙是15天,则农忙以外是25天。当年我的工分底分是7.2分,所以农忙外的25天所得工分就是7.2×25=180分。这样,春插15天所得工分就是456.6-180=276.6分,日均18分,超过工分底分的两倍!同理,7、8两个月出勤35.8天,合计工分441分,其中农忙之外的出勤是9.8天,底分为每天7.2分,合计为70.6分,所以,双抢出勤就是26天,所得工分就是370.4分,日均14.2分。这也达到工分底分的两倍!如此“佳绩”,是“按件记工”加上“独立成组”创造的,在多劳不多得和混合编组的情况下是不可想象的。

上述情况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也不是个别知青,而是全村二十多个知青;不仅仅是男知青,也包括女知青,她们与男知青在农忙中同甘共苦、并肩战斗。在“独立成组”的三个知青小组里,实行的是“男女同工同酬”,把每天“按件记工”挣得的工分在组内平均分摊到当天出勤的成员,男女知青基本上没有差别,打破了当地“男女同工不同酬”的传统习惯。结果,女知青也能持续获得每天十几分的劳动报酬,这在当地更是史无前例的。这些情况在一些可以决定知青工分的干部心目中是难以接受的。对知青“抢工分”的说法及指责也就由此发生并扩展开来。

事实上,这种矛盾的出现离不开当时的分配方法。当年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始终无法凭空实现“大公无私”“各尽所能”的美好理想,“按件记工”则是符合“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的,知青“独立成组”并不违反上述原则,无可厚非。但是,知青的不满意更在于平日的“同工不同酬”,直白就是被压低了工分,所以从七一年秋收开始在生产队主业中实行“按件记工”时,知青就摸索着通过“独立成组”求得“同工同酬”(七一年秋收不属于农忙,但确实是一次成功的尝试,详见《1971日记选(26)知青谋求独立的前哨战》),而七二年的两次农忙中,知青也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农忙期间挣得的工分所得与不实行“按件记工”和“独立成组”的六九至七一年相比,普遍有明显的提高,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的笔记本里有一段当年家信的摘录,说明我在信中谈到了知青与生产队之间的矛盾。父亲在72、8、6的回信信中说:您们与一些干部和社员发生的矛盾,固然是一些干部的思想境界不高,但这和今年您们所规定的分配办法有关系。在一个生产与分配总额已有规定的集体单位里,这种现象是必然的。干部的思想境界不高是把这个矛盾突出来。干部思想境界高些,这个矛盾就比较少些,但不会根本消灭。根本消灭是要到实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时候。

在当时的情况下,家信中也只能说到这样的地步了。

 

当年对知青“抢工分”的指责还具体落实到“农活的质量不过关”,依据是当年春插时云庄生产队第三组的知青“闯下了祸”,从而终止了知青“独立成组”。

当时云庄生产队第三组在全村土地最肥、产量最高的“粮仓”——“大垅”里有一块比较规整的大坵,面积4亩挂零,属于田亩较紧之列(即实际面积小于名义面积)。这是搞栽禾“高工效”的理想之地。那年春插时,三组的知青被干部们“逼上梁山”搞“高工效”,并指定了那个4亩的大坵。这本来是件“名利双收”的好事——既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拼命干革命”的名声,又有田亩紧、赚便宜工分的实惠。谁知道,栽禾那天上午,那个大坵及其周边的田块刚刚完成水田的平整,又同时开始栽禾,各块田势必同时排去平土时必需的水,而那个4亩大坵恰好处于低处,由于是自流水体系,这就必然造成4亩大坵同时承接周围田块的排出的水,以至于那个大坵在整个插秧过程中一直维持着高水位。这对插秧是极其忌讳的,因为高水位会增加飘秧的比率;而在“高工效”的时候,为了减少拔秧挑秧的时间,在插秧时就会有意识地节省每兜的秧苗。由于那天突然发生高水位,知青也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与经验,这就使防止飘秧而留有的余量在高水位面前变得荡然无存。在半个多月后耘第二道禾时就已经出现不祥预兆——到分蘖封行的时候了,那个大坵居然还是行列清晰的反常状态和稀稀拉拉的感觉。队里见状不妙,就下令给那个大坵重点追加肥料,试图以此挽回颓势。但是,毕竟是飘秧太多造成的先天不足,难以依靠分蘖和壮苗来补救了,双抢之前还没能完全封行;及至双抢,终见分晓,该大坵的产量明显下降。

平心而论,这起“质量事故”是不能归咎于知青的“抢工分”的,因为那一年知青插秧的其他田块没有第二起同样的情况发生。但是,当时基于与知青之间的矛盾,还是被引导到对知青的不满,并使之成为不再允许知青“独立成组”的过硬依据,从而为知青“独立成组”画上了休止符。

 

接踵而至的是针对知青“抢工分”推出了实质性的惩罚。在后季稻管理告一段落之后的“耖秋白田”时,生产队对知青实行了不予分工、强制休息的措施。

当时耕牛属于生产队所有的集体财产,各户有耕牛的饲养义务与使用权,但是知青没有这样的义务与权利,所以就轻而易举地把知青排除在“耖秋白田”之外。当地方言中,“耖田”就是犁田,“秋白”是指秋季空白的田块,即不种后季稻而休闲的田块,夏末秋初对那些田块犁一遍就称为“耖秋白田”。之后种上萝卜之类的越冬绿肥作物,以此增加土壤肥力。

由于知青也是置身于“工分体制内”的,这种不予分工、强制休息的做法等于是变相剥夺了知青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的权利,一度高涨的积极性遭到毁灭性打击。无可奈何的知青“以牙还牙”,进一步“拈轻怕重”,尤其是那些必须拼体力的副业生产劳动,常常不见知青的踪影。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只能是加深彼此间的对立情绪。

 

现在回头看当年的工分簿,大吃一惊,从八月下旬双抢结束到十月底开始秋收之前的两个月里,我的出勤率是惊人的低下——8-25~10-29的60多天里,竟然只有10多天的记录!其中,属于“生产劳动”的有耘禾3.4天,修山2.8天;“非生产劳动”为开会(三次)1.6天,军训0.6天,民兵整组0.8天;知青集体户,烧饭4天,种萝卜等1.6天。总计14.8天。真是不可思议的低谷深渊,在我插队云庄的七年里也是绝无仅有的。

记得在此之前的两三年里,有工分可拿的“开会”“学习”之类“快活工分”(当年农民对白天不下田劳作而在室内搞政治学习可以记工分的戏谑语)是不少的,知青更多些。也许是因为林彪折戟沉沙之后空头政治也有所遏制,持续两三天的“开会”“学习”就不见踪影了。巧合的是那年出现了一次罕见的“阅读热”,下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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