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平常心回忆无常事

 
 
 

日志

 
 

我在1972年(4):春插大忙 [原创]  

2013-01-29 19:49:01|  分类: 我在1972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从我在1975-9病退回沪以后写的回忆录里得知,我曾经写过一篇“春天的回忆”,如今找不到其踪迹了,只看到该回忆录里有这样的说法:1969,下乡后的第一个春天;1970,重鼓信心的第二个春天;1971,初露身手的第三个春天;1972,大干苦干的第四个春天。还说,(1972)这一年的出工集中在两个农忙。这一年的栽禾,是分组包工,多劳多得。我在三组,与刘、屠、汤、王、徐、汤共七人组成一个“上海人小组”。整个农忙几乎未停一天。大家也很团结。与一、二组的上海人互相竞赛……。

由此可见,1972年那个春插大忙在我的插队生涯中有深刻印象。其实,在那次春插农忙之前,我的情绪并不好,这从父母给的信里可以略见一斑。1972-6-8我在一个笔记本里留下家信摘录——

母72、4、9来信中说:希望您安心劳动。我觉得多思虑反苦恼,随遇而安吧。

父72、4、23来信中说:春插时,还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过分劳累。上海最近肝炎较多。因此,您对劳动强度更要注意。和干部的关系要注意搞好,就是和同学之间的关系也要注意搞好。有些看不惯的事情,劝过一二次,如果人家不听,也就算了,有时过分认真,反而招致误会,总之要“智欲方而行欲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才能搞好关系,办好事情。

 

从当年的工分簿来看,1972-4-20到5-4的十五天里,栽禾(插秧)确实没有一天缺勤。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要数“上海人小组”了,我在整理1971年日记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历史现象”,并且把它称之为“知青独立成组”。

现在看来,是1971春插期间孕育了知青独立成组的倾向(参见《第三次参加春插大忙》),它起源于春插时的一次“突然袭击”——大队生产队干部采用激将法,让知青集体匆促上阵搞“突击”,意在要知青难堪。这一举措实在是一把双刃剑。由于此前知青一直是与村民混合编组,无法显现知青的能力与实力,知青虽然对工分评定耿耿于怀,但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大能耐。恰恰就是那次知青集体仓促上阵搞“突击”为知青提供了一个极其宝贵的首次认识自己力量的机会。

更大的动力出现在1971收割一季晚稻的时候。两年多来知青的纠结一直集中在劳动报酬上。下乡伊始,知青知道插队落户就意味着必须享受“公社社员”的工分待遇,这是维持生计的唯一途径。然而,涉及切身经济利益的事情绝不会一帆风顺,最初,给知青评定的工分只有三分多到六分不等,在经历了一年的“摸爬滚打”以后,知青觉得并非事事不如人,尤其是农忙季节在插秧、割稻等偏重技巧和耐力的项目上,一些“资深全劳力”显然不是知青的对手,知青与他们混合编组,在既定的工分底分约束下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受剥削”的心理失衡,以至于出现农忙期间知青出勤率低下的现象。而生产队为了解决“公社社员”们出工不出力的难题,1971收割一季晚稻时把副业生产中多次实行的“计件记工制”首次运用到主业生产上。知青觉得,“计件记工制”只是把工分底分作为基本的要求与底线,而真正登录在工分簿上的工分则是根据实际完成情况确定的,所以,知青提出,从原有的劳动小组里分离出来,单独组成知青小组,不涉及要求重新评定知青工分底分的敏感点。大队生产队没有拒绝知青的要求,于是,知青的“独立”要求得以实现,知青也第一次有了自己管理自己工分的机会,大家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使那次只有短短几天的收割一晚成为一场“一炮打响”的“前哨战”(详见《知青谋求独立的前哨战》)。但是,随后的收割后季稻,生产队又改行“定额管理”之法,结果是“完成定额至上”,知青也像“再教育的老师们”一样“按酬付劳”,由于知青的底分低,得以早早收工回家休息(详见《秋收时节的困惑》)。总而言之,1971年秋天尝试“独立成组”使知青大受其惠,成为1972“大干苦干”的重要推动因素。

 

虽然当年“左祸”横行,但是基层对“大寨式评工记分”之类的乌托邦还是在暗中抵制着,在“多劳多得”的合法口号下,各种“计件记工制”还是势不可挡、层出不穷。1972年,在“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春插季节,实行按完成面积记工分,也即“分组包工,多劳多得”,目的在于避免“定额管理”导致的“按酬付劳”弊端,全力保证及时完成插秧任务。这样的“计件记工”又一次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突破了工分底分的限制,使纠结不已的知青又一次觉得没有了混合编组时的“受剥削”感觉,心情舒畅,扬眉吐气,积极性持续高涨,半个多月里,云庄村生产队下属三个组里的近30个知青分别组成的三个知青小组,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出现在当日的春插竞赛红榜上,甚至不止一个知青小组上榜“飘红”。

当然,在“面朝黄土背朝天、拱起屁股趴开脚”的原始生产方式下,连续十几天、每天持续十几个小时的弯腰劳作,不仅是现在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就是在当年也是人人害怕个个叫苦的。那年春插进入高峰时,二组的知青小组在腰酸背痛难以忍耐的情况下,突发奇想,把小组里各人的姓氏串联起来,成为一句搞笑的“串词”。该小组有潘、张、桂、毛、黄、宋、郜等姓氏,取上海话里的谐音,再略加“整合”,就成了“潘掌柜买黄松糕”。那天晚上收工回家吃晚饭时,在集体户的食堂里上述“发明”一经公布,哄堂大笑,乐不可支。第二天,我所在的三组知青小组按照惯例,边插秧边聊天(这是把注意力从腰酸背痛的难受转移、分散到别处去的办法),把上述“串词发明”进一步扩大到另外两个知青小组,记得我们把一组知青小组串成了“大房东城里走”,是“屠、王、董、程、李、周”的谐音。三组知青小组就不太好串,有两个姓王的,两个姓汤的。琢磨了老半天,凑成了“晃荡晃荡前头遛”,实乃“王、汤、王、汤、徐、屠、刘”的上海话之谐音。此后的几天中,“大垅”(生产队的水稻田最为集中的一条大山沟)里真够热闹的,三个知青小组用上述“串词”你呼我唤,此起彼伏,嘻哈一片,实属前所未有的田间欢乐。

老是呼喊“串词”也太乏味,再说各个组也逐步分散到诸多小山沟里,难以维持彼此呼应,为了继续对付苦不堪言的腰酸背痛,知青又哼起了各种小调,当然不可能是“荤”的而是各种红歌,例如“解放区的天”“打靶归来”这类广泛流传、既简短又有呼号式的革命歌曲,还唱起了上海流行的方言小调:“(唱)六月里的癞痢真苦恼,苍蝇叮来蚊子咬,yang yang li qiang e,(说)人民政府来号召,消灭四害顶重要,(唱)ei hei yo,癞痢听了哈哈笑。”插科打诨,抑扬顿挫,知青唱到这里自己也哄然大笑。方言小调真的成了有效的解闷取乐之曲,而其中“真苦恼”那样的词语则表达了知青的真实心境。但是,不懂上海方言的当地村民只听懂了“癞痢”两个字,恰巧村里确有一户人家是“瘌痢”(头癣),于是村民们就认为知青在乘机骂人、伺机泄愤。知青再三解释,也是枉然,但仍照唱不误。几天后,终于有大队干部出面干预,制止了知青的这种“歌声趋累”“苦中作乐”,田间的歌声停止了,笑声沉寂了……。

从那年我的工分簿来看,4、5两个月在生产队出勤40天,所得工分是456.6分;其中春插大忙是15天,则农忙以外是25天,当年我的工分底分是7.2分,那么农忙外的25天所得工分就是7.2×25=180分;这样,春插15天所得工分就是276.6分,日均18分,达到工分底分的2倍!这在混合编组的情况下是不可想象的。

那样的春插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它是无法简单地复制的,因为它包含着当地农民与插队知青之间尖锐的经济利益冲突。让没有专业技能的“识字青年”下乡种田,充其量是增加一些劳动力,而不可能带去能够改变贫困面貌所必不可少的科学技术等手段,所以,既不可能使农民从心底里欢迎知青,也不可能使知青安心扎根。二者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这种冲突到当年双抢结束以后就再次爆发了,知青独立编组从此不再成为可能。即使撇开知青与农民的矛盾,让知青真正独立了,亦即成立了经济上独立核算的青年队,也还是无法解决当年农村中原始落后低下的生产方式生产水平与“一大二公”的“公社体制”之间的根本矛盾。唯有冲破体制的桎梏,才是改变农村、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的必由之路。

  评论这张
 
阅读(610)| 评论(26)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