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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的“通行证”(之三,1973年1月,远行) [原创]  

2013-01-20 14:10:59|  分类: 知青文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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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973-1-11我与另一位知青为回沪探亲的插友送行而出具的“证明”。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使用生产大队印制的“介绍信”而是由知青自己写就、大队管印人盖章。但是,从红色大印中可以发现,此时的基层权力机构的名称已经由前几年的“大队贫下中农革命委员会”改为“大队管理委员会”了,也许当时对这一更名有所风闻,但又不明就里,就只写了光秃秃的“大队”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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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证明”的看点有二:

一是不记得是谁从什么渠道获得了一张印有“鸡峰公社革命委员会”字样的空白稿纸,当年这种红色台头是多多少少能够令人刮目相看的。

二是那份送行“证明”还明示了目的地是樟树。当年樟树是属于江西清江县管辖的一个小镇,又是浙赣铁路上的一个重要车站,也是我们知青从江西新干县回上海的必经之路。在“证明”上如此“缜密”的做法绝不是我们知青的“作茧自缚”,必定是当时有什么上级下达的规定,不写明路径或目的地的“证明”是无效的。

回眸当年真是不可思议!当时插队知青真的是“脱胎换骨”成了“公社社员”——平日里没有任何个人身份证件,也没有家庭或集体户的户口本;若要出远门,非要得到生产大队的同意并出具“介绍信”证明身份,且明示出行方向与目的。这真是名副其实的“路条”了。

其实,当年真要出远门还有两条致命的“坎”——

一是现金。在当年的公社体制下,每年春节前分红时才有一次拿到现金的机会,经济稍好些的地方在中秋节前有一次“预分”,而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中,在扣除了粮油及各项支出以后,真正到手的现金所剩无几,无疑也就极大地限制了外出的可能性。知青的“长处”是大多能够得到家庭的接济。

二是粮票。当年出远门须臾不可缺少的粮票(哪怕是江西省地方粮票)也是被管理部门严格控制着,在基层的村子里几乎看不到粮票的踪影。所以,即使是大队生产队干部有机会到县或公社开会,也只能是带着实物——大米!知青到达插队地以后,最初还有一些从上海带去的全国粮票,但是很快发觉粮票十分珍贵,必须谨慎使用,于是“入乡随俗”,去县城或公社时用书包带上一些米,用餐时到饮食店换饭吃……。

仔细想一想,那种体制之下的“公社社员”还能算得上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吗?!“知识青年”接受“很有必要”的“再教育”、有了这样的亲身经历就是为了成为这样的“一代新农民”?!与土生土长的当地农民相比,插队知青还有回城探亲、接触外部世界的机会,难怪乎当年知青偶尔去县城,村民会流露出羡慕的目光,如果是回沪探亲,更是“羡慕妒忌哼”了。因为他们只能继续偏居一隅、孤陋寡闻,仿佛是被死死捆绑在那片土地上。如果不是文革和极左被中止和否定,这样的状况还要持续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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