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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1973日记选(1)第四次回城探亲的“农民” [原创]  

2013-01-18 16:47:10|  分类: 1973日记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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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卌载的日记意外失窃,中断338天(1972-2-81973-1-10),差不多把我在云庄插队七年这段人生历程分成了两截,前半截(19681971)是由天真幼稚步入彷徨迷茫,后半截(19731975)是因意外受伤有幸因祸得福。

 

1973. 1.11 星期四 

周、王今天返沪,我是第一次送人回沪。早上乘拖拉机于十点半到新干,12点乘上船,4时许抵樟树。把王所带之箱子、桌椅托运后回清江县城。晚在火车站过夜。

【忆与议】

尽管早就听说樟树有“药都”之称,但当年的樟树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小镇,除了火车站以外似乎就没有别的街市了,所以,我们知青回沪探亲时虽然必经樟树,但也仅仅是经过而已,在等候火车的几个小时里还是走上几里路到清江县城打发时间。根据网上资料,1988年底,樟树升为市而清江降为镇,真是颠倒乾坤,天翻地覆。

 

1973. 1.12 星期五 

清晨245分的50次车十分拥挤,未能上车,乃等至9:04分,把周、王送上624次贵阳上海加班车。赶回县城,12点乘船,4点到新干,先后搭大塘和潭坵拖拉机至新街上,步行10余里,于7时到家。章接家信,说其弟将于20号去黔,必速回沪,乃动员我与之同行。路款借足之后,我决定与之同行,晚上即开始整理东西。

【忆与议】

当年到樟树赶上广州至上海的50次列车可以说是最佳选择,今天早上离开云庄,次日晚上就可以回到上海家中,而50次列车属于快车,正点率相对高一些。查万年历得知,1973-1-12已经是农历的腊月初九,列车的拥挤程度已经进入高峰阶段。

 

1973. 1.13 星期六 晴,多云

整理衣物。上午到东岭背一次,帮章拿些东西过来。下午继续整理衣物。晚与启发打了个招呼,到连仔处打了证明。

【忆与议】

从这天日记的内容来看,这年回沪探亲还算顺利,路途必需的身份“证明”在开具程序上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与大队支部书记打个招呼,大队会计就盖印了。这一情况与1972-1-10的开“证明”差不多,似无纠葛。不过心有余悸的知青还是在“证明”上挖空心思“留有余地”了,另详。

1972-1的“证明”(详见《四十年前的通行证(之二,19721月)》)不同的是,大队会计已经易人,新任会计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连仔,接替了身体欠佳的老会计德才。不过那位年轻人在九十年代担任云庄村负责人任上不幸在一个夜晚被毒蛇咬伤,因未及时救治而英年早逝。

 

1973. 1.14 星期日 

六时半起床,搭拖拉机于10点到新干。匆匆吃了午饭后即准备乘卡车去樟树赶80次车。因雨没有称心的卡车可搭,连班车也险些没能乘上。好容易买到最后一班车的站票,于4点多到樟树,步行到车站。

【忆与议】

从日记结尾的“步行到车站”几个字使我想起,当年从清江县城到樟树火车站有一往返班车,但是车次极少,首末班车也十分“衙门化”,所以在我记忆中没有“享受”过一次。好在那段路并不太长,大约是五六里路吧。

 

1973. 1.15 星期一 

2点售票,245分挤上50次车。第四次返沪又是50次车!于晚上7点半到家。恰王、周上午来过,还说我要到20号以后动身呢!

【忆与议】

当年的通信手段实在与现在不可比拟,最快的方式是电报,但是知青囊中羞涩,一般都不舍得花费那笔电报费,还苦中求乐地声称,突然到家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意外的惊喜。

 

1973. 1.16 星期二 

上午理发。祖父去开会,宣布维持文化大革命前四清运动结论,算是有了一决。

【忆与议】

这是一个没有多少欢乐的好消息。祖父从小种田,只读了三年小学就因曾祖父病故而辍学,去酱油店、南货店当学徒,后来进纺织厂学机修,刻苦钻研,自学成才,从国外买来的机械出了故障,科班出身的摆弄不好,我祖父埋头琢磨,居然“妙手回春”,于是一鸣惊人,成为技术部主任。可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江南国土都沦亡”,工厂被毁,一家人在苏南苏北颠簸流离,靠做小本生意谋生。后到上海,合伙经营零布店。可是,1955-4-29,祖父在“工商业改造运动”中“因言获罪”而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受刑五年,身陷囹圄。两年后保外就医,监外执行,在里弄里接受监督改造。虽然在1959-12-30获特赦,但仍属“四类分子”,继续监督劳动,直到1965-10-14才被摘去帽子,“回到人民队伍”。然而,文革恶浪旋即到来,1968-1-11全家被扫地出门,祖父又被归入“阶级敌人、专政对象”的行列。除了按规定向“群众专政队”报到、“早晚请罪”、定期交思想汇报、逢年过节贴“认罪书”、有重大政治活动时“画地为牢”式的集中处置……等等之外,一年到头,天天在里弄里监督劳动,年逾花甲还必须天不亮起床打扫环境卫生,每逢星期四里弄大扫除时还得弯着腰一刻不停地接连打井水数百桶,“备战”期间与年轻力壮的一起不管烈日严寒、往返几十里拉运为防空洞工程烧砖的砖坯……。直到1973-1-16,里弄里开会宣布“维持文革前的结论”。可是1968~1973这五年到底作何解释?无人知晓,无人解答。又是整整五年后,1978-1-15,时年71岁的他郁郁而终。

看上去从1955-4-29开始的持续了18年的“政治贱民”到1973-1-16就告一段落了,他在里弄的处境稍有好转,但是长年累月的与年龄完全不相称的强体力劳动,使身体健康遭到极度破坏,再也无法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更可怕的是极度的精神压抑,在他心头始终积压着难以掩饰的痛楚。坎坷的命运之路、艰辛的持家历程,积聚心血置备的家产付诸东流,使他不止一次萌生短见、想一死了之。但又一次次挺了过来,“说是一了百了,不可能啊,还会连累家里其他人……”。每言及此,总是老泪纵横。他还是怀着希望,活着,活着。他看到了197610月的“四人帮”垮台。1977年下半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进入实施阶段,父母单位里确认了我家属于落实政策的对象。祖父欣喜不已,听说有“万体馆”或“武宁路”的高层建筑,他很高兴,虽然远离已经住了三十多年的市中心,但还是想离开这块伤心之地。然而,极左路线的流毒远未肃清,而且作祟不已。父母的单位迟迟没有通知为我家“落实政策”的具体地点,几经了解,竟然是:因为拟议中分给我家的“万体馆高层”属于“向外宾开放的地区”,而祖父有历史问题,需要继续研究!天啊,什么1965年的结论,什么维持文革前的结论,都是空头支票,祖父还是属于“另册”!他的心碎了,“到底要到什么时候?”1978-1-15,天气阴沉,格外寒冷,是典型的“捂雪天”风雪夜,他没有等到重回阳光洒满家居的那一天,溘然“猝死”,与世长辞,在寒冷的一月永远离开了我们……(详见《寒冷的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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